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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林在北平待的虽然很太平，可他非常想回到广州去参加讨伐陈炯明的战斗，这可是建功立业的机会，可是没办法，他必须在这保护孙先生。
再说广州的局势，自从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之后，他就成为孙中山和南方政府的头号大敌。1923年孙中山组织联军把陈炯明逐出了广州，但其仍盘踞东江潮汕一带，阴谋再起，严重威胁国民政府的生存。
1924年底，陈炯明认为与南方政府决战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集结部队，准备打回广州。此时的陈炯明兵力号称十万，实际上大约五万人。其中战斗力最强的是林虎所辖的广西军，约一万五千人，编成4个步兵师。
1925年1月15日，国民政府发布《东征宣言》，正式向陈炯明宣战。随即兵分3路向陈炯明发起进攻，以安定广州革命政府的后方。
统率北路军的是滇军杨希闵，统率中路军的是桂军刘震寰。南路军由粤军第2步兵师(师长张民达，2000人)、粤军第7独立旅(旅长许济，4000人)、粤军第16独立团(1000人)和黄埔军校的两个教导团(2500人)组成。
黄埔军校教导第1团、第2团是以第一期毕业生为基干编成的，蒋介石以黄埔军校校长名义率领这两个团。
何应钦、钱大钧(先是王柏龄，钱大钧是东征途中接任)分别为团长，军校第一期的队长、区队长和教官担任营长；黄埔1期毕业生担任两个教导团的连长、排长、特务长以及营、连党代表职务。
同时用黄埔2期在校学生的炮兵队编成一个炮兵连，学生都作为列兵使用，陈诚为炮兵连长。苏联顾问亦随军参战。广东老百姓称这支军队为黄埔学生军。它人数虽少，但战斗力在广东各军中却是第一流的。
他们不仅受过良好的政治和军事训练，革命斗志空前高昂，而且武器装备也优于各军。
3月上旬，林虎率刘志陆、王定华、黄任寰等部两万余人自兴宁、梅县、等地出发。
由于担任战场左翼军的滇军、桂军按兵不动，使林虎得以从容地绕过黄埔军左翼直抄后路，战场形势急转直下。3月12日午后一时，林军右路前队约五、六千人抵鲤湖，左路前队抵红湖(距棉湖五华里)，其后续部队尚有万人左右。
3月12日晚，粤军第7旅在揭阳西边南溪北岸宿营；黄埔军校1团在棉湖(一个营在南溪左岸)，二团在棉湖东南。
根据所掌握的敌情，苏联顾问建议3月13日以粤军第7旅和黄埔1团组成的右翼向敌人发起主要攻击，目的是迫使敌人往南撤。黄埔2团以其部分兵力支援1团，其余的部队进攻南路敌人。
3月13日零点三十分，蒋介石命令第7旅许济部13日晨7时30分以前进至塔头埠向林虎军左侧包围攻击；黄埔1团何应钦部于13日晨5时30分渡河，攻击正面和顺之敌。教导2团钱大钧部于13日晨5时30分出发，攻击棉湖右岸鲤湖之敌，并掩护一团之左侧；
但战场形势瞬息万变，原已到达鲤湖之敌，仅留两千余人在鲤湖附近一带高地占领阵地，主力已转至和顺方面。许旅向敌左侧背迂回，越走越远，没有和敌接触的机会，反而使敌减轻了左翼的顾虑。
这样，在接下来的棉湖战役中，黄埔教导1团独挡十倍于已的强敌。
13日7时30分，何应钦团长率部进至距和顺约40华里之曾圹村，得知敌军王定华等部五、六千人已在和顺东端高地占领阵地。何应钦即命令1营攻击正面之敌，3营由右方前进攻敌之左翼，2营及炮兵连控置于第二线为预备队。
林虎军凭借有利地势，以居高临下直扑黄埔1团，双方绞杀在一起，战线越拉越长，阵地反复易手，双方伤亡惨重。林虎见正面强攻难以奏效，于是将主要攻击方向转向黄埔一团的左翼。
何应钦立即命令3营迅速攻击前进，占领右前方制高地。
上午11时左右，1营战线越拉越长，1连伤亡更重，连长余海滨阵亡，副连长刘赤忱负伤，6名排长、副排长都负伤或阵亡，全连军官只剩下党代表李奇中和司务长阎国福，奉命从第一线撤出。
曾圹村已无兵据守，一股敌军乘隙而入，冲到了距1团团部仅百余米的地方，何应钦命2营长刘峙率预备队6连渡过杏，向敌人猛冲，同时命炮兵向曾圹村射击，毙敌二十余人。在炮火的支援下，6连将敌军逐出了曾圹村。
陈诚指挥的山炮连连续射击。后来由于6门炮的撞针都失灵了，只得后撤到团指挥所附近。
11时30分，林虎再度向1团方向大量增兵，对2营5、6连阵地猛烈攻击。何应钦将最后的预备队4连投入战斗。林虎这时已发现了1团指挥所所在的位置，派出重兵强行突入，黄埔军拼死抵挡。
冲在最前头的敌军离指挥所只有几十米的距离了，蒋介石严令何应钦坚决顶住。
何应钦命令号长吹起了冲锋号，第一个冲了出去，带动团部所有人员都跟他往下冲。加仑将军的几个助手和警卫员也拔枪投入了战斗。黄埔军顿时士气大振，杀声震天动地。
炮兵连长陈诚亲自指挥架炮，亲自瞄准，亲自拉火。头一发炮弹正落在团指挥所前面的一堆敌人当中，林虎军突然遭到炮火轰击，顿时惊惶失措，掉头就跑。当时人们纷纷议论，大炮别人打不响，为什么陈诚亲自拉火就打响了呢？其实是因为大炮打得太多，撞针过热，软了，卸下来过了半小时，撞针经过冷却，又变硬了。由于陈诚拉火打响了头炮，蒋介石立即宣布提升陈诚为炮兵营营长。
经过这一战，陈炯明的精锐部队损失惨重，没过几日便退出广州。
远在北平的孙中山等人得到捷报，大喜过望，连连陈赞：打得好，打得好。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薛林和钱壮的内心也非常欢喜，总算让这些来犯之敌领教了黄埔军的的厉害，可是唯一的遗憾是，自己没有亲临战场，来亲身体验战争后的喜悦。
可随即又听见孙中山叹了口气：竞存为何要负我。
薛林诧异，悄悄的问汪精卫，“竞存是谁。”
“是陈炯明的字。”汪精卫回答。
薛林感觉到，孙先生与陈炯明的关系果然不一般。
淡水、棉湖之役，敌军林虎锐气受挫，逃往香港，校军军威大振，娃娃军也成了气候。
这是当时那些骄横不可一世的诸路军阀始料未及的。
黄埔学生之所以始终保持高昂的革命热情、旺盛的革命斗志、勇敢的牺牲精神，这是与黄埔军校两位杰出的政治工作领导人分不开的：一是国民党左派领袖、校党代表廖仲恺；一是校政治部主任兼军法处处长、中共广东区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
这两人是黄埔革命精神的缔造者。
东征中，他两人战斗在最前线，极大地鼓舞了斗志。
但是，仅靠正面鼓励仍是不够的，革命的军队还需要严明的纪律和严格的校规军法。“军令如山倒”，蒋介石制定了《革命军连坐法》、《革命军刑事条例》、《革命军惩罚条例》和《学生队学生遵守规则》。
这是黄埔军校军事法规的典型，这些军事法规的拟订，是与军法处处长周恩来的领导分不开的。
蒋介石制定的《革命军连坐法》，虽然使周恩来等人感到过于严厉，但为了防止临阵退缩，却也无可挑剔，终于由军法处明令执行。
按《革命军连坐法》规定，各级指挥官如擅自率部队退却，则杀该指挥官；如指挥官不退部下退，以致该指挥官阵亡，则杀下一级所属之指挥官。
蒋介石对学生的解释说：“比方打仗的时候，上官没有命令，一班人同退，就枪毙班长，一排人同退，就枪毙排长，一连人同退，就枪毙连长，一直至于一营一团退下来，就枪毙营长团长。像这样说，所杀不过三五个人，似与士兵完全没有关系，其实不然，你不曾细思此法一行，就是百万兵士一时前进后退，我也都有查考，所枪毙的虽只几个人，不怕你百万人都退不得，你听我说这缘故。比方一团人同退，那司令官必定枪毙他的团长，如此团长见他部下退时，他决不敢退；若是他不退，必被敌人打死，我便要枪毙他的营长来偿他团长的命，如此营长也不敢退，营长不退，若被阵亡，他的部下连长都该杀，连长怕枪毙便不敢退；他部下排长怕阵亡了连长，司令官枪毙他，他也不敢退；排下士兵恐怕排长阵亡；一排士兵都要枪毙，便都护着排长不退。如此不是我军所死的只有阵亡的部下三五个人，便是百万人也要同心。哪个还敢轻先退去呢？”
蒋介石用杀头来治军，这与旧式军阀和作法一脉相承，但在战时用此非常手段也是情有可原的。
淡水之役，打扫战场刚一结束，指挥部战士就把临阵脱逃的教导二团一营七连连长孙良押到了蒋介石面前。
孙良如丧家之犬，浑身筛糠似地颤抖，耷拉着头，不敢见站在面前的表兄。孙良是蒋介石的一个远房表弟，黄埔建校时，孙良投奔表兄谋了个一官半职，本想光宗耀祖，升官发财，谁知刚上任不久就派往王柏龄领导的教导二团，参加了东征战斗。
战场硝烟弥漫，枪声大作，孙良吓得魂不附体，只顾逃命，哪里还想到自己的一连官兵。孙良脱逃引起连内官兵极大的愤慨，终于在战斗结束后被连内一位士兵擒获，押送到东征军指挥部。
蒋介石见孙良押来，倏地从腰间掏出了手枪，气愤地说：“还有脸来见我！”。
孙良白知性命难保，但心想你看在亲戚份上，也得手下留情。他抱着一线希望，泪流满面，苦苦哀求：“表哥，饶了我这一次吧！饶了我这一次吧！”
孙良见表哥怒而不语，脸色铁青，又双膝跪在周恩来面前求饶。
孙良知道周主任平时关心部下，总是宽厚待人，希望周主任在表兄面前说说情。周恩来怒目相视，厉声道：“怯敌逃命，该当何罪？你身为黄埔军连长，罪更难饶。”
东征军刚刚进入战斗，执法不严，后患无穷。蒋介石想到《革命军连坐法》，临阵脱逃罪该杀头，于是把手一挥：“把他拉出去，枪毙！”
孙良是校军第一次东征时被军法论处的连长，而且又是蒋介石的表弟，《革命军连坐法》的第一个开刀对象竟然是孙良，令全军震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