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方方面面传来了一些消息，说下乡两年以上的知青可以招工回城了！几个人相拥而泣：祖国没有忘记我们，我们总算见到胜利的曙光！梁野舟说：听可靠消息，可能从10月份就要进行第一批招工了。我们不可能一下子全部走。我建议把顺序排好，蒋效儒身体不好，朱诚实家庭困难，我建议把你们两人先走，我和柳玉笛往后排。柳玉笛，你认为怎么样？

柳玉笛说：是应该这样，他们两人都有特殊情况嘛。

朱诚实说：照理说，应该是梁野舟先走，因为你是组长，表现最好。如果论个人情况的话，我建议蒋效儒先走，因为他的身体不适合在农村干下去。

梁野舟说：那就蒋效儒排第一、朱诚实第二、柳玉笛第三、我排最后，好不好？我们都不要客气，也不要搞内讧。论表现，大家都是好样的。

柳玉笛对梁野舟说：你不走我是不会走的。梁野舟说：那好，我们争取一道走，如果走不了，我们就在这里扎根，表演“老两口学毛选”怎么样？哈！

大家哄笑起来，柳玉笛啐了一口：谁和你表演？美得你！

蒋效儒感激地说：谢谢大家的好意，你们对我情深义重，我真不知如何报答。

柳玉笛说：我们都是亲兄妹，应当的。大家都点点头。

招工名额很快就下来了。一个大队六个名额，并没有把名额分到生产队。只通知柳玉笛去填表、体检、办手续。朱诚实和蒋效儒一听，互相看了一眼，真诚地祝福柳玉笛。

柳玉笛说：这招工不通过小组推荐？怎么会是我呢？ 这可怎么办？她看着梁野舟：舟舟，你陪我去找一下杨有才，看能不能换成蒋效儒？

梁野舟说：行，我们去试试看吧。两人正欲动身，蒋效儒从房间走出来，劝阻说：柳玉笛，谢谢你了，大队叫你走，你就走吧，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你把名额让给我，可大队没有那意思，搞不好会浪费一个名额。

柳玉笛说：试试看吧。说完拉着梁野舟就去了大队部。自从那件事发生后，他们两人尽量回避杨有才。这次没办法，只得硬着头皮去找他。

路上，梁野舟问柳玉笛：你真舍得把名额让出来？不后悔？

柳玉笛说：说真的，谁不想走啊，这一个一个轮下去，不知要等到哪年哪月。可蒋效儒的生命更重要啊，他这身体再在农村呆下去，真是危险。朱诚实的家庭也急需他回去照顾，可他这次也走不了。说话算数！等他两人都上调了我俩再走吧。

梁野舟欣赏地望着她：玉笛，你真是好样的！

杨有才见他两人一道来，一脸的警惕，以为梁野舟来要名额，忙说：哦，小柳啊，表格拿到了吧？这次名额少，一个生产队摊不上一个，考虑小柳是女同志，表现也好，大队就决定小柳先走，下次有名额，再让小梁走。

书记，我们来不是这意思。我们组的蒋效儒得过肾炎，不能再在农村干重体力劳动，我想把名额让给他，让蒋效儒先回城。柳玉笛诚恳地说。

书记眯缝着眼睛，不相信地说：你把名额让给小蒋？别人想也想不到的呀！再说，这是大队党支部和革委会讨论决定的，生产队也同意的。

梁野舟忙解释说：杨书记，是这样的，鉴于蒋效儒的身体情况和朱诚实父亲瘫痪的情况，我们小组排了一个上调顺序，让蒋效儒先走，第二是朱诚实，然后再轮到柳玉笛和我。请书记给予关照。

你们排顺序？书记露出讥讽的笑容。但转念一想，这样也好。留个病鬼子在大队，是个大麻烦。本来他就不愿意推荐柳玉笛，只因为柳玉笛知道儿子的丑事，想把她送走除去一块心病，现在看来柳玉笛的决心已定，不如顺着她，以后再卡住她她也无话可说。于是，他装作很感动的样子说：了不起，小柳不愧是我们培养出的**员，发扬共产主义风格，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小柳啊，我为争取你这个名额可是费了一番心思啊，让给别人，你可不要后悔啊！

柳玉笛坚决地说：书记，你的心意我领了。你放心，我决不后悔。

好啊！既然这样，我来与他们通个气，争取按你们的意思办。

两个人连忙表示感谢。回来后把这个喜讯告诉蒋效儒，蒋效儒非常激动，拉着柳玉笛的手说：你的大恩大德，我没齿难忘。他又面向芜湖的方向在心里默默念叨：妈妈，儿子就要回来了，您可得挺住啊！

朱诚实也非常感动。说实话，他和蒋效儒不太相信柳玉笛会心甘情愿地把到手的回城机会让出来，以为她去找大队不过是做做样子，谁知她说到做到，真了不起。

下午，大队就叫蒋效儒去填表、体检。

大家都有些担心他的身体，梁野舟托人找了一下体检医生，体检顺利通过。

大家一边帮助蒋效儒整理行装，一边耐心地等待。可等待的结果却使人大失所望：蒋效儒在公社政审时因为父亲的问题被刷下来，而且这个名额很快被一个公社干部的子女顶替。

蒋效儒本来就苍白的脸变成灰白，他含着眼泪说道：我对不住你们，为了我，浪费了一个名额。我算完了，只有在农村过一辈子了。你们要是都走了，我连自己都养不活，我这个废人可怎么办啦？我是妈妈唯一的精神支柱，这下全完了。说着，趴在桌上呜呜地哭起来。大家纷纷安慰他：不要急，慢慢来，天无绝人之路，总会有办法的。文革初期父母被打倒的学生有一大批，国家对这批人，总要给个出路吧。

梁野舟气愤地说：不是说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吗，怎么成了一句空话！

下半年，公社评选上山下乡标兵，他们找大队要了一个名额，把朱诚实评为标兵。朱诚实出身工人阶级家庭，根正苗红，父亲是因公负伤，再加上上山下乡标兵这个荣誉称号，下次招工，朱诚实就更有把握了。

第二批招工，大队又分给七队知青组一个名额，知青组按照他们的顺序，推荐了朱诚实。朱诚实从大队到公社再到县知青办，果然一路绿灯，顺利地招进芜湖水泥厂。临走时，他紧紧抓住几个同学的手，激动地说：感谢你们给了我机会。你们的父母就是我的父母，回城后我会经常去看望他们的。但愿我们早日在芜湖相会。他又对蒋效儒说：我回芜湖后消息可能要灵通一些，我一打听到有什么政策就写信告诉你。蒋效儒感激地点点头。

从70年开始，我们这里又陆陆续续来了许多上海知青，芜湖老三届的大哥大姐们有些沉不住气了，纷纷想办法找路子“上调”。71年，大学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采取的推荐制。招工加上招生，芜湖的老三届走了一大批，但连续两次第七队都没有份，梁野舟和柳玉笛沉不住气了，去找杨有才，杨有才说：你们这个组已经给了两个名额了，别的知青小组有意见，你们也不能只在本小组发扬风格，也要照顾一下大家吗。放心吧，再来名额一定让你们走。

梁野舟和柳玉笛不好再多说什么。

朱诚实写信来告诉蒋效儒，说有一些政审过不了关的同学都在通过病退的方法回城，叫他是不是也走病退这条路。蒋效儒看信后兴奋地对梁野舟说：真是天无绝人之路！ 连忙叫梁野舟陪他到医院做检查，然后拿着医院证明去找知青办，知青办的人看看病例证明，摇摇头，说蒋效儒虽然患有肾炎，但还达不到病残的标准，不能办病退。梁野舟争辩说：他这是慢性病，一干重活就会加重病情，根本不适宜再在农村干下去了，这样的补不够标准？他这病情还能再重吗，再重就成了尿毒症了。你们怎么这么机械，拿知青的生命不当回事！

知青办的人恼怒地说：你不要给我乱扣帽子，这标准是上面制定的，我有什么办法？

蒋效儒绝望地望着地面，自言自语地说：那我只有在这里等死了。

梁野舟急忙上前宽慰他：你不要着急，我们再想想办法。

回到小屋，蒋效儒在床上躺了一整天，两眼望着屋顶的稻草，长吁短叹，一句话也不说。梁野舟和柳玉笛见他这个样子有些害怕，轮流地开导着他。

第二天，虚弱的蒋效儒从床上坐起来，对梁野舟说：我感觉好些了，我们一道去干活吧。不能耽误你们。

梁野舟考虑出去散散心，比他成天在屋里躺着好。生产队长叫他看晒场。梁野舟就把他送到晒场，自己下田割稻去了。

一连几天，梁野舟和柳玉笛见蒋效儒一点食欲也没有，总是端起饭碗拨拉几下就放下筷子，他们很着急，柳玉笛又去买些猪肉和鸡蛋，做了他最喜欢吃的肉圆汤和辣椒炒鸡蛋，但他也吃不下。脸上又浮肿起来，比上次还厉害，浑身无力、胸闷气短，还伴有少量血尿。梁野舟和柳玉笛催他快去医院检查，他莫名其妙地说：估计这回差不多了，好，去检查吧。

医生见他这个样子，问了病史，立刻说：准备住院吧，你这肾炎够厉害的了。蒋效儒坚持要等化验结果出来再说。医生只好同意。

化验结果很快出来了，医生一看，眉头紧皱，埋怨他们说，你看看，都成了慢性肾功能衰竭了，再下去就是尿毒症了！你们怎么才来看？

梁野舟和柳玉笛面面相觑：这病情怎么恶化得这么快呀？

蒋效儒却非常高兴，他催促说：医生，快给我写病历，我要去办病退手续！

医生沉重地说：病退是可以办了，可你的病难治啊！

蒋效儒挥舞着病历卡和化验单，兴奋地说：只要能回去，病总可以治好的。梁野舟，你俩快陪我去办手续。

梁野舟和柳玉笛眼里噙着泪水，默默地陪他去了知青办。

蒋效儒总算办了病退手续。梁野舟和柳玉笛把他送回他的家里。门一打开，蒋效儒就高兴地喊：妈，我病退回来了！蒋效儒的母亲看见儿子肿得发亮的脸，虚弱的身体，一阵心酸，抚摸着儿子的脸说：儿啊，你怎么病成这样！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妈还怎么活呀！

蒋效儒抽泣着说：妈，我在农村就是担心你，回到你身边，我的病就会好的。蒋效儒的母亲紧紧抱着儿子说：傻孩子，你是妈的好儿子，我和你爸让你受委屈了。说着，母子二人抱头痛哭。

柳玉笛和梁野舟含着泪水安慰他们，并叮嘱蒋效儒要尽快去住院治疗。

回到知青小屋，他们在清理蒋效儒的床铺时，发现床角一个瓦盆，里面还装有半斤食盐！

梁野舟一下明白了：难怪蒋效儒的病情恶化得这么严重，他是为了达到病残标准，大量地服用了食盐！为了病退，他竟不惜以摧残自己的身体为代价！

两人看着那半盆食盐，黯然神伤，仿佛又看见蒋效儒灰白浮肿的脸和那双幽怨的眼睛，他俩责怪着自己，没有照顾好蒋效儒，以致发生这样的事。他们更为蒋效儒的身体担心。

半年后，芜湖传来噩耗，蒋效儒因为没有钱透析，更没有钱换肾，死于尿毒症。时年二十二岁。一个年轻的生命之星就这样陨落了。他的母亲因为承受不了丧子之痛，竟然投水自杀了！

柳玉笛和梁野舟痛彻肺腑：万万没有想到蒋效儒为了母亲、为了回城，竟然把自己和母亲送上了不归之路，这是谁之过？他那尚在牢狱之中的父亲如果知道这个消息，岂不肝肠寸断！他们把蒋效儒的照片放在桌上祭奠，每天晚上，梁野舟都要为他吹一首曲子，寄托他们的哀思。

热闹的知青小屋现在变得冷冷清清，柳玉笛和梁野舟也显得焦躁不安，全公社的芜湖知青都走得差不多了，就连后两年来的上海知青也陆陆续续地开始上调，他们则好像成了当地的农民，没有人注意到他们。白天繁重的体力劳动麻痹着他们的神经，晚上，两人对着如豆的灯光互相安慰、互相鼓励，他们轻轻哼唱着《知青之歌》，来缓解精神上的重压，抒发着对亲人的思念。

跟着太阳起，伴着月亮归，沉重地修地球是光荣而神圣的天职我的命运……。用我们的双手绣红地球赤遍宇宙，憧憬的明天相信吧一定会来到。

他们不敢放开声音唱，因为这首歌的作者、南京知青任毅为创作这首歌词已被捕入狱。但他俩认为这首歌一点也不反动，倾诉了他们的心声，安慰着他们的心灵。每唱一次，都能给他们焦渴的心田撒下一片清凉。

相依相恋的情感有时也会冲破理智的堤坝，迷惘和孤寂更需要感情的抚慰，但就是在意乱情迷之际，柳玉笛也非常清醒，总能及时地推开梁野舟，她温柔地说：舟舟，我们不能这样，万一怀了孕，我们俩可真要在农村扎根一辈子，而且背着臭名声，怎么出去见人啦？

她的顾虑是对的，当时农村没有避孕药之类的东西，一些四五十岁的婆婆和媳妇赛着生孩子。做人工流产也要证明。未婚同居被看做是有伤风化、千夫所指、万人诟骂的龌龊之事。

晚上十点钟，梁野舟总是按时把柳玉笛送到我家门口，柳玉笛目送着梁野舟孤单单地返回冷清的破草房，依依不舍。

七三年，看着别的大队招工招生又搞得轰轰烈烈，他们大队却一点动静也没有，连忙跑到大队去问，杨有才说今年清河大队没有分到名额。他们感到很奇怪，又跑到公社去问，党办主任惊奇地说：不是说清河大队的芜湖知青都上调了吗，所以清河大队今年没有分配名额。

柳玉笛急得跳起来：谁说芜湖知青都上调了？我们两个都是六八年下放的芜湖知青！这话是谁说的？是不是大队书记？

主任忙说：我不知道是谁说的。

那我们赶快找公社书记，可能还来得及。说着，柳玉笛拉着梁野舟就要往书记办公室闯。

主任上前拦住他们：公社书记不在家。你们要找还是去找大队吧。

两人掉头又往大队部跑，柳玉笛恨恨地说：一定是杨有才捣鬼，他是报复我们呢。

梁野舟说：他就是报复，主要是记恨我曾经打过他的儿子。

他更恨我，恨我欺骗他、捉弄他。

对呀，你是怎么和他斗的？我几次问你，你都不肯说。连我都不能说吗？梁野舟恳切地问。

你不知道也好，丑恶！肮脏！

柳玉笛的话进一步证实了梁野舟的猜想，他不禁骂道：这个畜生，我恨不能扒了他的皮！

忽然，柳玉笛想到了什么，对梁野舟说：舟舟，我一个人先去找他，我有对付他的办法。

梁野舟不解地望着她，见她目光坚定，就答应说：好吧，有什么事及时叫我。

柳玉笛加快脚步跑进她的房间，提起墙角落的一个帆布包，快步来到大队部，杨有才正得意地哼着小调。一看见柳玉笛柳眉倒竖，就知道来者不善。

杨书记，你为什么在公社说我们大队没有芜湖知青了？我们不是知青？你为什么要存心害我们？柳玉笛开门见山地质问。

杨有才作出一副无辜的样子：小柳啊，你的意思我不懂，我怎么害你们了？我没有说过我们大队没有芜湖知青，我为你俩还特地找到公社书记呢。

那好。我们请你再去找公社书记，要两个名额，现在还来得及。

我上次去书记就说名额紧张，现在名额都分下去了，我再去找书记，不是自找倒霉吗！杨有才一副为难的样子。

你不去是吧？柳玉笛的一双杏眼直视杨有才：你曾经说过的，不刁难我们，而且为我们帮忙，你说的话难道忘记了？

杨有才忙说：我没有忘记，我第一次就为你争取了名额，可你自己放弃了，以后又让给朱诚实。我总是给，你总是让，我还以为你和梁野舟准备就在这儿安家了呢。

柳玉笛见杨有才百般狡辩，看来他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于是，她咬咬牙把提包拉链一把拉开，冷冷地说：杨书记，今天你要不答应我的要求，我们就到县里见。我说过的，我有证据。

杨有才一下想起四年前的事，望着提包里露出的被单和衬衣，眼里流露出一丝慌乱。但他马上镇静下来，故意俯下身子问：哦？什么证据？我看看。说着一把拽过提包，奸笑着说：证据？有证据你四年前为什么不去上告？还等到今天？你的这种证据，正说明你自己作风不正，以色相勾引大队干部子女，从而达到你不可告人的目的Ｃ哇，走，我们一道到公社去！说着扬起手里的提包，做出要走的样子。

柳玉笛没想到他这样无赖、无耻，气得浑身颤抖，她扑上去要夺回提包，但哪里抢得过杨有才？杨有才顺势一把把她推到门外，关上办公室的门，擦根火柴点燃被单，一会儿，提包里的东西都烧为灰烬。

杨有才拉开门，见柳玉笛坐在那里哭，他把提包摔在她面前说：好啦，过去的事都不要再提了，说出来对你也没有好处。你和梁野舟的事我们都不说吗，我很宽容你啦！

柳玉笛一听，从板凳上跳起来，指着杨有才问：你胡说，我和梁野舟有什么事？我们清清白白，你说话要有证据！

杨有才乜斜着阴阳眼说：你们孤男寡女早早晚晚搂抱在一起，还不发生那事？证据？我去捉奸？我可没那么促狭！说完发出一阵狂

笑，背着手走出大队部。

柳玉笛气得咬牙切齿，用尽全身力气从背后狠狠向杨有才撞去，杨有才正洋洋得意，冷不防摔个狗吃屎，弄得满头满脸的灰尘，半天爬不起来。

柳玉笛扬长而去。回到组里，她趴在桌上大哭一场，梁野舟以为她受了欺负，拿起锄头要去找杨有才拼命。柳玉笛拦住他，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全都告诉了他，梁野舟气得直发抖，一定要去找杨有才问个明白。柳玉笛劝阻他说：这个下流无耻的东西，同他没有什么好说的，我们直接去找公社书记吧。

两人跑了好几次终于见到了公社书记，公社书记听说他俩是68年下放的老知青，怔了一下，心里说这老杨是怎么搞的，人家都下放五六年了，怎么不让人家走？现在招工名额都落实到人了，谁肯让出来啊？他用同情的眼光望着他们说：按说应该让你们先上调，但是大队没有推荐，今年的招工已基本结束。这样吧，明年你们优先。不过，大队这一关还是要过的，你们要好好表现。

梁野舟和柳玉笛总算看到一线希望，忙答应说：我们一定好好表现。柳玉笛又补上一句：我们的表现一直是好的，不信请书记派人去调查。

书记忙说：那好，那好，我相信你们。

74年的招工又开始了，杨有才来向他们表功，说他亲自找到公社书记，一下要了两个名额，让他俩一起上调，而且单位也不错，厂址都在芜湖，这样也好照顾家庭，要他们赶快办手续，大队一定为他们写最好的鉴定材料。对于杨有才这反常的热情，他们感到有些意外，估计是公社书记为他们打了招呼。整个招工过程一帆风顺，柳玉笛进了芜湖纺织厂，梁野舟到芜湖机械厂。两人凭着一种坚定的信念在农村坚守了七年，终于回城了。

接下来发生的事，为我们揭开了谜底：原来杨有才想把他的儿子以回乡知青的名义推荐上大学，他已找了公社书记，公社书记答应了，但要他自己把大队的工作做好，到时不要有反映。

杨卫东小学没毕业，60年就弃学，根本不是回乡知青。连他自己都说，认识的几个字都还给老师了，加减乘除都不会。没有文化倒没关系，有张铁生做榜样。但60年弃学的初小学生冒充回乡知青，条件总不是那么过硬。杨有才知道，梁野舟和柳玉笛如果不走，他们肯定会举报他，他的儿子就不可能顺利地上大学。儿子的前途为重，他必须首先扫除障碍。何况他早已尝到了报复的快感。于是，他假装同情地向公社汇报了他俩的情况，公社书记也知道这两个人，摆摆手说：他俩该上调了，都快是八年抗战了。

梁野舟和柳玉笛是我们公社最后一批上调的芜湖知青。一年后，他俩在芜湖举行了婚礼，这对有情人历经磨难，忠贞不渝，终于喜结良缘。

1998年12月，在下放三十周年的纪念日，我去芜湖看望他们，三十年的沧桑岁月，虽然染白了他们的鬓角，却为他们增添了处事不惊、睿智豁达的风韵。他们三人都成了下岗工人，为了生计、为了子女，年过五十的他们，不得不到处打工、卖苦力，甚至一家一户地送煤气罐。但他们非常乐观。柳玉笛说：我们这批五十年代吃过糠，六十年代下过乡的人，能吃苦，不怕难，虽然现在下了岗，挣点钱养活自己还是绰绰有余。当年在农村的几年锻炼，还真是我们的精神财富，否则，现在下岗，我们就不知道如何过下去。

梁野舟调侃地说：幸亏当时在农村锻炼了一身好力气，否则，现在这几十斤重的煤气罐，我怎么扛得动啊！

我的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酸甜苦辣，应有尽有。

柳玉笛问起杨有才一家，我告诉她，文革一结束，喜欢整人的杨有才就下台了。他的儿子杨卫东尽管说话结结巴巴，一篇文章都读不下来，但因为是工农兵大学生，再加上他爸爸会活动，毕业后就当上了公社革委会副主任。但人的本质很难改变，他还没干两年就因为贪污腐化问题判了重刑，蹲了七年大牢。出狱后变得疯疯癫癫，一家人现在靠农村低保过日子，可怜得很。

柳玉笛感叹道：人生得意莫张狂，人生失意莫颓丧。我们这几个老家伙满足得很，再过十年，到下放四十周年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拿退休金颐养天年了。哈哈！

转眼又是一个十年，在上山下乡四十周年之际，我在这里记录下我的几位知青朋友当年在农村生活的片段，以此纪念那段不平凡的岁月，同时也感谢他们对我的影响和帮助，并祝愿他们永远健康，永远快乐！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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