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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方面面传来了一些消息,说下乡两年以上的知青可以招工回城了!几个人相拥而泣:祖国没有忘记我们,我们总算见到胜利的曙光!梁野舟说:听可靠消息,可能从10月份就要进行第一批招工了。我们不可能一下子全部走。我建议把顺序排好,蒋效儒身体不好,朱诚实家庭困难,我建议把你们两人先走,我和柳玉笛往后排。柳玉笛,你认为怎么样?

柳玉笛说:是应该这样,他们两人都有特殊情况嘛。

朱诚实说:照理说,应该是梁野舟先走,因为你是组长,表现最好。如果论个人情况的话,我建议蒋效儒先走,因为他的身体不适合在农村干下去。

梁野舟说:那就蒋效儒排第一、朱诚实第二、柳玉笛第三、我排最后,好不好?我们都不要客气,也不要搞内讧。论表现,大家都是好样的。

柳玉笛对梁野舟说:你不走我是不会走的。梁野舟说:那好,我们争取一道走,如果走不了,我们就在这里扎根,表演“老两口学毛选”怎么样?哈!

大家哄笑起来,柳玉笛啐了一口:谁和你表演?美得你!

蒋效儒感激地说:谢谢大家的好意,你们对我情深义重,我真不知如何报答。

柳玉笛说:我们都是亲兄妹,应当的。大家都点点头。

招工名额很快就下来了。一个大队六个名额,并没有把名额分到生产队。只通知柳玉笛去填表、体检、办手续。朱诚实和蒋效儒一听,互相看了一眼,真诚地祝福柳玉笛。

柳玉笛说:这招工不通过小组推荐?怎么会是我呢? 这可怎么办?她看着梁野舟:舟舟,你陪我去找一下杨有才,看能不能换成蒋效儒?

梁野舟说:行,我们去试试看吧。两人正欲动身,蒋效儒从房间走出来,劝阻说:柳玉笛,谢谢你了,大队叫你走,你就走吧,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你把名额让给我,可大队没有那意思,搞不好会浪费一个名额。

柳玉笛说:试试看吧。说完拉着梁野舟就去了大队部。自从那件事发生后,他们两人尽量回避杨有才。这次没办法,只得硬着头皮去找他。

路上,梁野舟问柳玉笛:你真舍得把名额让出来?不后悔?

柳玉笛说:说真的,谁不想走啊,这一个一个轮下去,不知要等到哪年哪月。可蒋效儒的生命更重要啊,他这身体再在农村呆下去,真是危险。朱诚实的家庭也急需他回去照顾,可他这次也走不了。说话算数!等他两人都上调了我俩再走吧。

梁野舟欣赏地望着她:玉笛,你真是好样的!

杨有才见他两人一道来,一脸的警惕,以为梁野舟来要名额,忙说:哦,小柳啊,表格拿到了吧?这次名额少,一个生产队摊不上一个,考虑小柳是女同志,表现也好,大队就决定小柳先走,下次有名额,再让小梁走。

书记,我们来不是这意思。我们组的蒋效儒得过肾炎,不能再在农村干重体力劳动,我想把名额让给他,让蒋效儒先回城。柳玉笛诚恳地说。

书记眯缝着眼睛,不相信地说:你把名额让给小蒋?别人想也想不到的呀!再说,这是大队党支部和革委会讨论决定的,生产队也同意的。

梁野舟忙解释说:杨书记,是这样的,鉴于蒋效儒的身体情况和朱诚实父亲瘫痪的情况,我们小组排了一个上调顺序,让蒋效儒先走,第二是朱诚实,然后再轮到柳玉笛和我。请书记给予关照。

你们排顺序?书记露出讥讽的笑容。但转念一想,这样也好。留个病鬼子在大队,是个大麻烦。本来他就不愿意推荐柳玉笛,只因为柳玉笛知道儿子的丑事,想把她送走除去一块心病,现在看来柳玉笛的决心已定,不如顺着她,以后再卡住她她也无话可说。于是,他装作很感动的样子说:了不起,小柳不愧是我们培养出的**员,发扬共产主义风格,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小柳啊,我为争取你这个名额可是费了一番心思啊,让给别人,你可不要后悔啊!

柳玉笛坚决地说:书记,你的心意我领了。你放心,我决不后悔。

好啊!既然这样,我来与他们通个气,争取按你们的意思办。

两个人连忙表示感谢。回来后把这个喜讯告诉蒋效儒,蒋效儒非常激动,拉着柳玉笛的手说:你的大恩大德,我没齿难忘。他又面向芜湖的方向在心里默默念叨:妈妈,儿子就要回来了,您可得挺住啊!

朱诚实也非常感动。说实话,他和蒋效儒不太相信柳玉笛会心甘情愿地把到手的回城机会让出来,以为她去找大队不过是做做样子,谁知她说到做到,真了不起。

下午,大队就叫蒋效儒去填表、体检。

大家都有些担心他的身体,梁野舟托人找了一下体检医生,体检顺利通过。

大家一边帮助蒋效儒整理行装,一边耐心地等待。可等待的结果却使人大失所望:蒋效儒在公社政审时因为父亲的问题被刷下来,而且这个名额很快被一个公社干部的子女顶替。

蒋效儒本来就苍白的脸变成灰白,他含着眼泪说道:我对不住你们,为了我,浪费了一个名额。我算完了,只有在农村过一辈子了。你们要是都走了,我连自己都养不活,我这个废人可怎么办啦?我是妈妈唯一的精神支柱,这下全完了。说着,趴在桌上呜呜地哭起来。大家纷纷安慰他:不要急,慢慢来,天无绝人之路,总会有办法的。文革初期父母被打倒的学生有一大批,国家对这批人,总要给个出路吧。

梁野舟气愤地说:不是说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吗,怎么成了一句空话!

下半年,公社评选上山下乡标兵,他们找大队要了一个名额,把朱诚实评为标兵。朱诚实出身工人阶级家庭,根正苗红,父亲是因公负伤,再加上上山下乡标兵这个荣誉称号,下次招工,朱诚实就更有把握了。

第二批招工,大队又分给七队知青组一个名额,知青组按照他们的顺序,推荐了朱诚实。朱诚实从大队到公社再到县知青办,果然一路绿灯,顺利地招进芜湖水泥厂。临走时,他紧紧抓住几个同学的手,激动地说:感谢你们给了我机会。你们的父母就是我的父母,回城后我会经常去看望他们的。但愿我们早日在芜湖相会。他又对蒋效儒说:我回芜湖后消息可能要灵通一些,我一打听到有什么政策就写信告诉你。蒋效儒感激地点点头。

从70年开始,我们这里又陆陆续续来了许多上海知青,芜湖老三届的大哥大姐们有些沉不住气了,纷纷想办法找路子“上调”。71年,大学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采取的推荐制。招工加上招生,芜湖的老三届走了一大批,但连续两次第七队都没有份,梁野舟和柳玉笛沉不住气了,去找杨有才,杨有才说:你们这个组已经给了两个名额了,别的知青小组有意见,你们也不能只在本小组发扬风格,也要照顾一下大家吗。放心吧,再来名额一定让你们走。

梁野舟和柳玉笛不好再多说什么。

朱诚实写信来告诉蒋效儒,说有一些政审过不了关的同学都在通过病退的方法回城,叫他是不是也走病退这条路。蒋效儒看信后兴奋地对梁野舟说:真是天无绝人之路! 连忙叫梁野舟陪他到医院做检查,然后拿着医院证明去找知青办,知青办的人看看病例证明,摇摇头,说蒋效儒虽然患有肾炎,但还达不到病残的标准,不能办病退。梁野舟争辩说:他这是慢性病,一干重活就会加重病情,根本不适宜再在农村干下去了,这样的补不够标准?他这病情还能再重吗,再重就成了尿毒症了。你们怎么这么机械,拿知青的生命不当回事!

知青办的人恼怒地说:你不要给我乱扣帽子,这标准是上面制定的,我有什么办法?

蒋效儒绝望地望着地面,自言自语地说:那我只有在这里等死了。

梁野舟急忙上前宽慰他:你不要着急,我们再想想办法。

回到小屋,蒋效儒在床上躺了一整天,两眼望着屋顶的稻草,长吁短叹,一句话也不说。梁野舟和柳玉笛见他这个样子有些害怕,轮流地开导着他。

第二天,虚弱的蒋效儒从床上坐起来,对梁野舟说:我感觉好些了,我们一道去干活吧。不能耽误你们。

梁野舟考虑出去散散心,比他成天在屋里躺着好。生产队长叫他看晒场。梁野舟就把他送到晒场,自己下田割稻去了。

一连几天,梁野舟和柳玉笛见蒋效儒一点食欲也没有,总是端起饭碗拨拉几下就放下筷子,他们很着急,柳玉笛又去买些猪肉和鸡蛋,做了他最喜欢吃的肉圆汤和辣椒炒鸡蛋,但他也吃不下。脸上又浮肿起来,比上次还厉害,浑身无力、胸闷气短,还伴有少量血尿。梁野舟和柳玉笛催他快去医院检查,他莫名其妙地说:估计这回差不多了,好,去检查吧。

医生见他这个样子,问了病史,立刻说:准备住院吧,你这肾炎够厉害的了。蒋效儒坚持要等化验结果出来再说。医生只好同意。

化验结果很快出来了,医生一看,眉头紧皱,埋怨他们说,你看看,都成了慢性肾功能衰竭了,再下去就是尿毒症了!你们怎么才来看?

梁野舟和柳玉笛面面相觑:这病情怎么恶化得这么快呀?

蒋效儒却非常高兴,他催促说:医生,快给我写病历,我要去办病退手续!

医生沉重地说:病退是可以办了,可你的病难治啊!

蒋效儒挥舞着病历卡和化验单,兴奋地说:只要能回去,病总可以治好的。梁野舟,你俩快陪我去办手续。

梁野舟和柳玉笛眼里噙着泪水,默默地陪他去了知青办。

蒋效儒总算办了病退手续。梁野舟和柳玉笛把他送回他的家里。门一打开,蒋效儒就高兴地喊:妈,我病退回来了!蒋效儒的母亲看见儿子肿得发亮的脸,虚弱的身体,一阵心酸,抚摸着儿子的脸说:儿啊,你怎么病成这样!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妈还怎么活呀!

蒋效儒抽泣着说:妈,我在农村就是担心你,回到你身边,我的病就会好的。蒋效儒的母亲紧紧抱着儿子说:傻孩子,你是妈的好儿子,我和你爸让你受委屈了。说着,母子二人抱头痛哭。

柳玉笛和梁野舟含着泪水安慰他们,并叮嘱蒋效儒要尽快去住院治疗。

回到知青小屋,他们在清理蒋效儒的床铺时,发现床角一个瓦盆,里面还装有半斤食盐!

梁野舟一下明白了:难怪蒋效儒的病情恶化得这么严重,他是为了达到病残标准,大量地服用了食盐!为了病退,他竟不惜以摧残自己的身体为代价!

两人看着那半盆食盐,黯然神伤,仿佛又看见蒋效儒灰白浮肿的脸和那双幽怨的眼睛,他俩责怪着自己,没有照顾好蒋效儒,以致发生这样的事。他们更为蒋效儒的身体担心。

半年后,芜湖传来噩耗,蒋效儒因为没有钱透析,更没有钱换肾,死于尿毒症。时年二十二岁。一个年轻的生命之星就这样陨落了。他的母亲因为承受不了丧子之痛,竟然投水自杀了!

柳玉笛和梁野舟痛彻肺腑:万万没有想到蒋效儒为了母亲、为了回城,竟然把自己和母亲送上了不归之路,这是谁之过?他那尚在牢狱之中的父亲如果知道这个消息,岂不肝肠寸断!他们把蒋效儒的照片放在桌上祭奠,每天晚上,梁野舟都要为他吹一首曲子,寄托他们的哀思。

热闹的知青小屋现在变得冷冷清清,柳玉笛和梁野舟也显得焦躁不安,全公社的芜湖知青都走得差不多了,就连后两年来的上海知青也陆陆续续地开始上调,他们则好像成了当地的农民,没有人注意到他们。白天繁重的体力劳动麻痹着他们的神经,晚上,两人对着如豆的灯光互相安慰、互相鼓励,他们轻轻哼唱着《知青之歌》,来缓解精神上的重压,抒发着对亲人的思念。

跟着太阳起,伴着月亮归,沉重地修地球是光荣而神圣的天职我的命运……。用我们的双手绣红地球赤遍宇宙,憧憬的明天相信吧一定会来到。

他们不敢放开声音唱,因为这首歌的作者、南京知青任毅为创作这首歌词已被捕入狱。但他俩认为这首歌一点也不反动,倾诉了他们的心声,安慰着他们的心灵。每唱一次,都能给他们焦渴的心田撒下一片清凉。

相依相恋的情感有时也会冲破理智的堤坝,迷惘和孤寂更需要感情的抚慰,但就是在意乱情迷之际,柳玉笛也非常清醒,总能及时地推开梁野舟,她温柔地说:舟舟,我们不能这样,万一怀了孕,我们俩可真要在农村扎根一辈子,而且背着臭名声,怎么出去见人啦?

她的顾虑是对的,当时农村没有避孕药之类的东西,一些四五十岁的婆婆和媳妇赛着生孩子。做人工流产也要证明。未婚同居被看做是有伤风化、千夫所指、万人诟骂的龌龊之事。

晚上十点钟,梁野舟总是按时把柳玉笛送到我家门口,柳玉笛目送着梁野舟孤单单地返回冷清的破草房,依依不舍。

七三年,看着别的大队招工招生又搞得轰轰烈烈,他们大队却一点动静也没有,连忙跑到大队去问,杨有才说今年清河大队没有分到名额。他们感到很奇怪,又跑到公社去问,党办主任惊奇地说:不是说清河大队的芜湖知青都上调了吗,所以清河大队今年没有分配名额。

柳玉笛急得跳起来:谁说芜湖知青都上调了?我们两个都是六八年下放的芜湖知青!这话是谁说的?是不是大队书记?

主任忙说:我不知道是谁说的。

那我们赶快找公社书记,可能还来得及。说着,柳玉笛拉着梁野舟就要往书记办公室闯。

主任上前拦住他们:公社书记不在家。你们要找还是去找大队吧。

两人掉头又往大队部跑,柳玉笛恨恨地说:一定是杨有才捣鬼,他是报复我们呢。

梁野舟说:他就是报复,主要是记恨我曾经打过他的儿子。

他更恨我,恨我欺骗他、捉弄他。

对呀,你是怎么和他斗的?我几次问你,你都不肯说。连我都不能说吗?梁野舟恳切地问。

你不知道也好,丑恶!肮脏!

柳玉笛的话进一步证实了梁野舟的猜想,他不禁骂道:这个畜生,我恨不能扒了他的皮!

忽然,柳玉笛想到了什么,对梁野舟说:舟舟,我一个人先去找他,我有对付他的办法。

梁野舟不解地望着她,见她目光坚定,就答应说:好吧,有什么事及时叫我。

柳玉笛加快脚步跑进她的房间,提起墙角落的一个帆布包,快步来到大队部,杨有才正得意地哼着小调。一看见柳玉笛柳眉倒竖,就知道来者不善。

杨书记,你为什么在公社说我们大队没有芜湖知青了?我们不是知青?你为什么要存心害我们?柳玉笛开门见山地质问。

杨有才作出一副无辜的样子:小柳啊,你的意思我不懂,我怎么害你们了?我没有说过我们大队没有芜湖知青,我为你俩还特地找到公社书记呢。

那好。我们请你再去找公社书记,要两个名额,现在还来得及。

我上次去书记就说名额紧张,现在名额都分下去了,我再去找书记,不是自找倒霉吗!杨有才一副为难的样子。

你不去是吧?柳玉笛的一双杏眼直视杨有才:你曾经说过的,不刁难我们,而且为我们帮忙,你说的话难道忘记了?

杨有才忙说:我没有忘记,我第一次就为你争取了名额,可你自己放弃了,以后又让给朱诚实。我总是给,你总是让,我还以为你和梁野舟准备就在这儿安家了呢。

柳玉笛见杨有才百般狡辩,看来他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于是,她咬咬牙把提包拉链一把拉开,冷冷地说:杨书记,今天你要不答应我的要求,我们就到县里见。我说过的,我有证据。

杨有才一下想起四年前的事,望着提包里露出的被单和衬衣,眼里流露出一丝慌乱。但他马上镇静下来,故意俯下身子问:哦?什么证据?我看看。说着一把拽过提包,奸笑着说:证据?有证据你四年前为什么不去上告?还等到今天?你的这种证据,正说明你自己作风不正,以色相勾引大队干部子女,从而达到你不可告人的目的C哇,走,我们一道到公社去!说着扬起手里的提包,做出要走的样子。

柳玉笛没想到他这样无赖、无耻,气得浑身颤抖,她扑上去要夺回提包,但哪里抢得过杨有才?杨有才顺势一把把她推到门外,关上办公室的门,擦根火柴点燃被单,一会儿,提包里的东西都烧为灰烬。

杨有才拉开门,见柳玉笛坐在那里哭,他把提包摔在她面前说:好啦,过去的事都不要再提了,说出来对你也没有好处。你和梁野舟的事我们都不说吗,我很宽容你啦!

柳玉笛一听,从板凳上跳起来,指着杨有才问:你胡说,我和梁野舟有什么事?我们清清白白,你说话要有证据!

杨有才乜斜着阴阳眼说:你们孤男寡女早早晚晚搂抱在一起,还不发生那事?证据?我去捉奸?我可没那么促狭!说完发出一阵狂

笑,背着手走出大队部。

柳玉笛气得咬牙切齿,用尽全身力气从背后狠狠向杨有才撞去,杨有才正洋洋得意,冷不防摔个狗吃屎,弄得满头满脸的灰尘,半天爬不起来。

柳玉笛扬长而去。回到组里,她趴在桌上大哭一场,梁野舟以为她受了欺负,拿起锄头要去找杨有才拼命。柳玉笛拦住他,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全都告诉了他,梁野舟气得直发抖,一定要去找杨有才问个明白。柳玉笛劝阻他说:这个下流无耻的东西,同他没有什么好说的,我们直接去找公社书记吧。

两人跑了好几次终于见到了公社书记,公社书记听说他俩是68年下放的老知青,怔了一下,心里说这老杨是怎么搞的,人家都下放五六年了,怎么不让人家走?现在招工名额都落实到人了,谁肯让出来啊?他用同情的眼光望着他们说:按说应该让你们先上调,但是大队没有推荐,今年的招工已基本结束。这样吧,明年你们优先。不过,大队这一关还是要过的,你们要好好表现。

梁野舟和柳玉笛总算看到一线希望,忙答应说:我们一定好好表现。柳玉笛又补上一句:我们的表现一直是好的,不信请书记派人去调查。

书记忙说:那好,那好,我相信你们。

74年的招工又开始了,杨有才来向他们表功,说他亲自找到公社书记,一下要了两个名额,让他俩一起上调,而且单位也不错,厂址都在芜湖,这样也好照顾家庭,要他们赶快办手续,大队一定为他们写最好的鉴定材料。对于杨有才这反常的热情,他们感到有些意外,估计是公社书记为他们打了招呼。整个招工过程一帆风顺,柳玉笛进了芜湖纺织厂,梁野舟到芜湖机械厂。两人凭着一种坚定的信念在农村坚守了七年,终于回城了。

接下来发生的事,为我们揭开了谜底:原来杨有才想把他的儿子以回乡知青的名义推荐上大学,他已找了公社书记,公社书记答应了,但要他自己把大队的工作做好,到时不要有反映。

杨卫东小学没毕业,60年就弃学,根本不是回乡知青。连他自己都说,认识的几个字都还给老师了,加减乘除都不会。没有文化倒没关系,有张铁生做榜样。但60年弃学的初小学生冒充回乡知青,条件总不是那么过硬。杨有才知道,梁野舟和柳玉笛如果不走,他们肯定会举报他,他的儿子就不可能顺利地上大学。儿子的前途为重,他必须首先扫除障碍。何况他早已尝到了报复的快感。于是,他假装同情地向公社汇报了他俩的情况,公社书记也知道这两个人,摆摆手说:他俩该上调了,都快是八年抗战了。

梁野舟和柳玉笛是我们公社最后一批上调的芜湖知青。一年后,他俩在芜湖举行了婚礼,这对有情人历经磨难,忠贞不渝,终于喜结良缘。

1998年12月,在下放三十周年的纪念日,我去芜湖看望他们,三十年的沧桑岁月,虽然染白了他们的鬓角,却为他们增添了处事不惊、睿智豁达的风韵。他们三人都成了下岗工人,为了生计、为了子女,年过五十的他们,不得不到处打工、卖苦力,甚至一家一户地送煤气罐。但他们非常乐观。柳玉笛说:我们这批五十年代吃过糠,六十年代下过乡的人,能吃苦,不怕难,虽然现在下了岗,挣点钱养活自己还是绰绰有余。当年在农村的几年锻炼,还真是我们的精神财富,否则,现在下岗,我们就不知道如何过下去。

梁野舟调侃地说:幸亏当时在农村锻炼了一身好力气,否则,现在这几十斤重的煤气罐,我怎么扛得动啊!

我的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酸甜苦辣,应有尽有。

柳玉笛问起杨有才一家,我告诉她,文革一结束,喜欢整人的杨有才就下台了。他的儿子杨卫东尽管说话结结巴巴,一篇文章都读不下来,但因为是工农兵大学生,再加上他爸爸会活动,毕业后就当上了公社革委会副主任。但人的本质很难改变,他还没干两年就因为贪污腐化问题判了重刑,蹲了七年大牢。出狱后变得疯疯癫癫,一家人现在靠农村低保过日子,可怜得很。

柳玉笛感叹道:人生得意莫张狂,人生失意莫颓丧。我们这几个老家伙满足得很,再过十年,到下放四十周年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拿退休金颐养天年了。哈哈!

转眼又是一个十年,在上山下乡四十周年之际,我在这里记录下我的几位知青朋友当年在农村生活的片段,以此纪念那段不平凡的岁月,同时也感谢他们对我的影响和帮助,并祝愿他们永远健康,永远快乐!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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