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第二次枫林漫步

我合上笔记本。

看来我必须主动找他示好了。

我几乎没费什么工夫便在图书馆找到了他。

“你这是干嘛？放开我。”

“你终于肯开口说话了，我还以为你哑巴了呢。”

“哼，谁哑巴了。”

“你用功怎么不叫上我呢？”

“谁说我在用功。”

“要是我没猜错的话，近段时间你一直躲在图书馆里看罗蒂和海德格尔的书，对吧？”

“你怎么知道！原来你看了……”

“对，看了你的笔记。”

“那又怎么样？”

“嘿嘿，你不是说你更喜欢文学吗，今天我们不谈哲学，只谈文学。”

“文学？谈什么？”

“谈……哦对了，就来谈谈复调问题吧。巴赫金在这方面的学说让我产生一个联想，陀思妥耶夫斯基相当于文学史上的巴赫吗？”

“利用复调的形象、对位的形象，不过是为了指出小说的结构方法超出独白型统一体时会出现的新问题，正如音乐中超出单声便会出现某些新问题一样。但音乐和小说使用的材料大相径庭，谈不上更多的相同点。”

“巴赫金将陀思妥耶夫斯基与福楼拜、托尔斯泰等人放在一起作的比较使我非常感兴趣。他所说的‘典型的主观浪漫主义’应该指的是雨果吧，典型的独白式结构，再加上让人受不了的浪漫主义，其结果只能是缺乏现实基础。福楼拜则将作者的意识完全剔除掉了，进入一种彻底的客观主义。《包法利夫人》似乎只在开头第一个词出现过第一人称，而且还是复数格，非常奇怪，不是吗？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儿呢，作者与主人公则变成了平等的对话关系，主人公拥有绝对的自我意识，可以公然反对作者的意见，这是欧洲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一大变革。我觉得从雨果到福楼拜再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脉相承的。”

“那类小说，如《布瓦尔与佩居谢》，融汇了内容极不相同的材料，不过这种内容差异没有也不可能在小说的结构方法上表现得很明显，因为材料性质的差异服从于贯穿作品始终的统一的个人风格和情调，服从于一个统一的世界，一个统一的意识。如果用独白的观点来理解情调，那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就是多色调的小说，包含着相互矛盾的褒贬；在他的作品中，每个字里都交织着互相矛盾的色调。这是巴赫金的原话。”

“莎士比亚呢？”

“戏剧从本质上便同真正的复调格格不入；戏剧可以囊括多方面的生活，但不可能容纳多种世界，它只能有一种而不是几种尺度。莎士比亚的人物不是充分意义上的思想家。”

“提到思想，巴赫金有一句话我印象很深：作为艺术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总是能够战胜作为政论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最终不可再分的单位不是个别的仅仅指物述事的狭小的论点、思想、主张，而是一个人的完整的观点、完整的立场。思想是超个人超主观的，它的生存领域不是个人的意识，而是不同意识之间的对话交际。思想是在两个或几个意识相遇的对话点上演出的生动的事件。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来不以独白的形式叙述现成的思想，也不在某一个人的意识里表现这些思想的心理形成过程。”

“巴赫金在论述狂欢体诗学问题时说，小说体裁有三个基本来源：史诗、雄辩术、狂欢节，随着哪一个来源占据了主导地位，就形成了欧洲小说发展史上的三条线索：叙事、雄辩、狂欢体，正是这最后一条线索引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那个变体。”

“苏格拉底认为真理不是产生于某一个人的头脑里的，它是在人们对话交际的过程中产生的，于是苏格拉底便将人们拉到一起，让他们争辩。这种对话体后来演变为了教义问答。与‘苏格拉底对话体’相比较，‘梅尼普讽刺体’有更大的情节自由和哲理上的虚构。梦境、幻想、癫狂——它使人和人的命运无法获得史诗和悲剧中的那种整体性和完整性。‘国王’加冕和随后脱冕仪式是狂欢节的世界感受的核心精神所在，这个核心便是交替与变更的精神、死亡与新生的精神。死亡给生前加了冕的人统统脱了冕。这一全民性的传统在拉伯雷那里得到了完成。在拉斯科尔尼科夫的梦境里，发笑的不只是被杀的老太婆，还有楼梯上和楼下广场上的人群。小说结尾，拉斯科尔尼科夫在去警察局自首前，就来到广场，给人们深深地鞠了一躬。”

不知不觉就走到了枫林。

想不到枫叶都已经这么红了。

阳光透过间隙洒落在大地上，溅起无数尘埃。

“在你看来，世界上最好的小说是哪一部呢？”我问。

“其实有好多部都可以被称为是杰作。不过，被公认为史上最好的小说还是《战争与和平》。原因有很多，我想最主要的还是作家的人格魅力吧。托尔斯泰完全站在人类福祉的角度来思考问题，他通过安德烈公爵眼中高远的天空否定了拿破仑，皮埃尔是贯穿整本小说的自传性人物，思想历程尤为复杂，从上流社会的浪荡子到加入共济会，莫斯科遭劫后虚无主义的思想又占据上风，直到最后与娜塔莎结婚，成为十二月党人思想的萌芽，托尔斯泰的思想在皮埃尔一天之内的两次举动里全部展现了出来，法军进入莫斯科，皮埃尔从子弹下救了一个法国军官，第二天，他又从大火里救出了一个俄国儿童，在这里，人类的生命是平等的，托尔斯泰通过安德烈公爵的口说出‘只有骑士才可以做俘虏’，‘杀人犯没有资格’，又通过库图佐夫将军的口说出‘不要把精力用在屠杀和迫害已经失败的敌人上，而要用于拯救和怜悯他们’，通过俄国普通士兵的口说出‘他们也是人’，托尔斯泰当然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但他更是一个基督徒，他的出发点完全是宗教的，‘人类将来应该生活在那里’，安德烈公爵牺牲在战场上，他真的生活在了那里，可是活着的人终究还是死死地被引力所操控着，并且可笑地宣称自己是多么地自由。有人说，Communist就起源于基督教义，我想，这一点在托尔斯泰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那么世界上最有趣的文本是哪一部呢？《尤利西斯》？《跳房子》？还是《命运交叉的城堡》？”

“都不错。《好兵帅克》也挺不错的。托尔斯泰的说教在哈谢克笔下变成了反讽，因为像帅克这种样子的人在日常生活中不是关在疯人院就是关在智障人士福利院，根本见不到，而他的天真又恰恰针对的是日常惯常的逻辑，故而诚实的帅克处处碰壁，就像一个突然闯入大人集会的孝，发现国王没有穿衣服，引起大人们的一阵尴尬和骚动。美中不足的是，读者发现，看到后来，没有前面有趣了，是帅克那反常的行为不有趣了吗？不是的，帅克还是那个帅克，只不过，错讹得久了，也就变成了习以为常。这部小说缺少一个转折性的事件，就好像《铁皮鼓》里的主人公又开始长个儿，这部小说就好像一辆没有刹车的列车，一直冲下去，不知道到什么地方，于是读者便产生了疲劳。”

“越来越喜欢卡尔维诺了。几年前读的第一本卡尔维诺是《寒冬夜行人》和《美国讲稿》，然后是《命运交叉的城堡》，读完的第一感受，两个字，震惊，想不到小说还能这样写！卡尔维诺使小说回到了它最原初的状态，也就是塞万提斯和拉伯雷那个时代的状态，写小说本来就是一次想象的旅行，不是现代人给他赋予的什么反映生产关系、罪恶本质——那样的使命，小说没有那么大的能耐，小说只讨论永恒的东西。最近又读完了《树上的男爵》。柯西莫男爵的精神核心是什么？叛逆？至死不妥协？这些都不是。就像给他的悼词所说，‘生活在树上，热爱大地’，柯西莫男爵从来都不是个隐逸者，相反，他是生活的积极介入者，他用书籍感化了无恶不作的强盗——虽然并不能改变强盗被绞死的命运，他用他的特立独行与真挚赢得了爱情——虽然爱情最终还是离他而去，他甚至在晚年还参加了革命，得到拿破仑的接见——虽然拿破仑最后也失败了。他至死也没有踏上过大地，可是他却是那个时代最理性的人。卡尔维诺从不使用晦涩的表述方式，《我们的祖先》三部曲甚至更接近于童话体，可就是在这样的简单叙事中传达出最深刻的哲理来，这也是我们这个时代所最缺乏的。我们都是没有个性的小丑，虽然我们极力想显得有个性，我们所有的行动都已经被预设在抽象的集体行动体内了。没有办法反抗！因为我们再也不想回到树上去了。对了，你最近读过什么小说？”

“最近看了《洪堡的礼物》，一部关于癫狂、厌烦与灾难的作品。洪堡与西特林在普林斯顿曾经搞过一个电影剧本，故事梗概是：极地探险家阿蒙森与诺比尔相互嫉妒，在一次飞越北极的探险中，诺比尔飞艇坠毁了，机组人员散落在浮冰上，阿蒙森得知这个消息后包了一架飞机去营救诺比尔，然而飞机由于超重，掉到海里去了，全部人员都遇难了，冰上的人发出无线电报，俄国人收到了，派出一艘破冰船去寻找他们，结果只找到了一个意大利人和一个瑞典人，随船的医生从那个意大利人的胃里检验出了人体组织，于是，那个家伙肚子里的东西被装在一个罐子里，在红场示众，同时在巨大的解说牌上写道：‘请看法西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恶狗们在怎样互相吞噬！惟有无产阶级才懂得道德、友情和自我牺牲！’用这句话来讽刺西特林再贴切不过了，他正是因为‘友谊’而破了产。法兰克福学派有个女学者，叫做阿伦特，是雅斯贝尔斯的学生，着有《论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该书提出一个中心论点：现代极权的方式不同于古代，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极权。从马基雅维利的时代到霍布斯以来的极权主义无非都是利用了民众的恐惧心理，奥斯威辛如此，古拉格同样如此，不过在奥斯威辛的大门上写着这样一句话：只有在劳动中才能获得自由。”

“提到奥斯威辛，我最近还读过凯尔泰斯的书。同为诺奖得主，《我的名字叫红》、《金色笔记》这种通俗小说怎么就能销得好，而像《无命运的人生》这种严肃的作品却叫好不叫座呢？作为集中营的亲历者，凯尔泰斯在这部自传体小说里为读者描述了一个并不像电影或者人们想象的那样那么恐怖的集中营（至少在结尾部分是如此），集中营里甚至还有医院，为患病的主人公悉心治疗。到底是电影里的集中营是真实的，还是凯尔泰斯笔下的集中营是真实的呢？我想都应该是真实的。可我们的大脑的结构似乎已经习惯于只接受一种真实。这正是人类思维方式的痼疾。这部杰作之所以不为广大中国读者所接受，大概是因为国人的痼疾更为严重的缘故吧。你读过《阿特拉斯耸耸肩》吗？”

“美国文学不乏像《白鲸》、《红字》这样的佳作，但也有不少被高估了的二流作品，比如《汤姆叔叔的小屋》、《麦田守望者》，同样是写堕落，福克纳就比塞林格要彻底地多，至于这部《阿特拉斯耸耸肩》，更是吹嘘做得比实质内容好得多。且不说这部书在文学方面有何价值和建树，单就思想而论，也有许多荒谬之处：‘人——每一个人——都是自我的，而不是为了去满足他人；他必须为了自己活着，既不为他人而牺牲自己，也不为自己而牺牲他人；他必须以实现自己的幸福作为他生命中的最高道德目标，为了他理性的个人利益而工作。’这是兰德的理性主义的基本原则。可是她自己却公然把以上的原则都违背了：‘你最引以为傲的性格里的那些品质遭到蔑视，你因为有勇气去按你自己的想法做事，并只对你自己的生命负责，就被称为自私，你独立的思想被称为傲慢，你绝不妥协的正直被称为残酷，你因为有着探索和发现的远见而被称为反社会，你追求理想的力量和自我约束被称为无情，你所具有的创造财富的巨大力量被称为贪婪；你付出了难以想象的能量，却被称为寄生虫；你在一片只有荒漠和绝望饥饿的人们的土地上创造了富有，却被称为强盗；你使他们得以生存，却被称为剥削者。你这个在他们当中最纯洁、最有良心的人被讥讽为庸俗的物质主义者。’只能说，这孩子的力比多在苏联被压抑得太久了。兰德所坚信不移的逻辑是，只有创业者或者脑力劳动者才是财富的真正创造者，是社会的精英，是托着地球的阿特拉斯，正是由于阿特拉斯们的怜悯，弱者才有饭吃。可是像她说的，每个人都应该为自己着想，那这些弱者就应该集体罢工了，他们虽然就单个人的智力和思想能力而论，可能比不上他们的老板或者管理者，但他们还是可以为自己获得更多一些的利益而聪明起来的，现在他们只是还没有发现集体行动的好处而已，他们都是乡巴佬，既能够接受为他人而牺牲自己，也能够容许老板为了自己而牺牲他人，因为他们如果不这样做，就连牺牲品也做不了了。况且这个世界上的财富拥有者也不像兰德所说的都是社会的精英，一松手地球就完蛋的阿特拉斯，很多人甚至没有自己的雇员懂的多，很多人比大街上最最庸俗的人还要庸俗，很多人也不像盖茨先生那样慈善。相反，许多弱者却有着天才的头脑，他们只是没有成为强者的机会而已。这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但只要还有仁慈，《悲惨世界》就是有价值的，只要还有博爱，《鼠疫》就是有价值的。”

“你认为是什么原因使中国作家始终与诺奖无缘呢？”

“中国作家应该先把小说写得有趣起来。扎米亚京比巴别尔幸运，他有高尔基这样的贵人相助，而巴别尔遭枪决的1941年，高尔基已经去世，且正是托洛茨基被暗杀后最血腥的时期。俄罗斯诗歌以及文学的白银时代不应该被忽视，诗歌领域有曼德尔施塔姆、茨维塔耶娃、阿赫玛托娃这样的三杰，小说领域有布尔加科夫、普拉东诺夫、爱伦堡这样的大批反抗人士，今年春天人民文学的插图版世界名着重新出版了《伊凡的一天》，据说是根据原稿修订过的，重庆出版社重印的《跳房子》也应是一个惊喜，因为看这种书会很累，所以要留着慢慢看。网上订书有很多好处，不用跑路，价格公道，种类齐全，退换方便，比如一套《奥尼尔文集》，六本205的原价，120就可以买到，不过有的旧书卖得很贵，比如阴本的《哈扎尔辞典》已经被炒到2000块了，因为只印了2000本，不知为什么，福楼拜这样的作家在中国向来不受重视，《人间喜剧》到处都是，他的小说全集却只印了一点点，到现在市场上完全找不到，最后一套也于今年春节期间在武汉的一家书店被卖掉，不过除了《布瓦尔与佩居谢》，其他都可以找到单行本，《圣安东尼的诱惑》、《三故事》的单行本只在80年代印过，现在买最多也只要几块钱，至于《布瓦尔与佩居谢》就只有到图书馆去看了。福楼拜这个人很奇怪，既恋宅又喜欢到处去旅行，对历史有着特别而严谨的嗜好，选择萨朗波而不选择汉尼拔，认为人自以为是自由的其实出生到这个世界即是迫不得已的（芥川龙之介笔下的蛙人就要有人情味得多），幸福是从来都不会有的，平庸而自私的人却是可以得到快乐的，他笔下的人物莫不如此。《无名书》在中国现当代文学里已经算是一流了（《灵山》只能算二流——看过写于六十年代的《阿尔特米奥·克罗斯之死》，才知道写于八十年代的《灵山》不断变换人称的写作手法原来是模仿的它），作者有野心，也有恒心，后面几部里那些吓死人的绵密意想与玄想将汉语的能力发挥到了极限，其关于生命、信仰与死亡的冥想在汉语文坛可谓独树一帜（完全不能接受纳博科夫的结构至上说），只是因为过于概念化的结构而完全不考虑读者及其超时代性长期以来不为大陆学界重视，其语言的使用也是超时代的，例如‘万千人的灵魂，将永远灵魂我的灵魂’这个句子的结构就使我想到了黄灿然先生在《多多诗集》后面评论里的话：‘这是被认为运用英语之出神入化，已远远超出英美任何同行的加勒比海诗人沃尔科特的句子：A moon ballooned up from the Wireless Station。 O/mirror，沃尔科特用气球作动词来形容月亮升起，并且充分利用月亮和气球所包含的象形字母O。第一行结尾那个大写的O既是月亮，又是气球，又是感叹词，又是一个张开的口（张开口感叹）；接下来是mirror，这个张开的口原来是一面镜子！沃尔科特把mirror跨到下一行，你没有读到镜子之前，上一行的O是一个张开的口（感叹），一读到mirror，它立即变成一面镜子。O字扮演了何等灵活的角色。’汉语文学当然还没有达到这样的地步，有些中国作家离世界级大师其实也就隔着那么一层窗户纸的距离，《帕洛马尔》的结构也是从经验层到符号层到思辩层吧，但是即使是最最平常无奇的东西，比如星星、**的乌龟，大师也能写得很有趣，中国作家先不要考虑如何使作品富有诗意或者思想性，先把小说写得有趣起来，像村上春树那样就好。”

“应该给那些使用语言暴力的网民们发一文学奖，绝对雷倒世界。你知不知道中国的博尔赫斯？”

“是你自己给封的吧？谁啊？”

“他叫钟鸣。如果不是偶然看到一篇反击顾彬的文章，曾经发誓再也不看中国现代小说的我也许永远也不会知道十多年前就有人写出了这么一本叫做《人界 畜界》的怪书。称这书为一本短篇小说集其实也很牵强，不如说是一本炫技小品集更为恰当吧。首先，作者的阅读面和阅读量在九十年代初期是相当可观的，天文地理、古今中外，所涉颇杂，从《山海经》、《酉阳杂俎》、《朝野佥载》到《太平广记》、《太平御览》，从希罗多德、莎士比亚、帕斯卡到叶芝、加缪、卡夫卡、芥川龙之介，从《圣经》到动物学、植物学，还有许多很生僻的书，他显然注意到了叶芝的‘螺旋体’与但丁的‘螺旋体’的不同（个人认为叶芝早在20世纪初就发现了DNA，一笑），相信类书在作者对他的‘辞条’进行编纂的过程中，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的，再有，就是其自身的灵气，常常将真实史料与杜撰编织得天衣无缝，叫人难辨真伪。这种奇怪的文本自然不是其首创，但在汉语文学史上的确是开了先河。至少比鲁迅的《故事新编》要强许多。”

“炫技派固然让人看得是眼花缭乱，毕竟深度有限，聊以自娱可以，发人深省就不行了。于是我读到了苇岸，海子卧轨前五天最后拜访的朋友。翻到他文集的最后一页，竟然发现这是一个男人！看他的文字，好像一个懵懂无知的孩童，你看，我都记在随身携带的便笺上了：‘古希腊诗人卡利马科斯说：一部大书是一大灾难，当我整理数年的心血之作，最后结成一册小集时，我想到了这句话……还是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以奥林匹克运动会为喻，将全部社会成员分为三类人：最低层是做买卖交易的，其次是参加竞赛的，最后是旁观者。旁观者即是哲学家和诗人的本意。后来，在一本美国学者着的小书《世界名诗人传》中，我又看到了类似的意思。这里作者将旁观者更恰当地称为观察者。观察者就是阐明世界精神，宣扬新的真理的人。与往世比较，看看当代，到处都是做买卖交易的和参加竞赛的，没有什么比观察者更少……作家也已染上以调侃为荣，以俗人自诩的市井习气。仿佛世界走到今天，一切关于人的改善的努力，都已徒劳无益。在西方思想家那里，有一种说法：只有生活在一七八九年以前的人，才能体会出生活的美满和人的完整性……现在我们已生活在一七八九年之后了。这是一个已被剥夺了精神的时代，一个不需要品德、良心和理想的时代，一个人变得更聪明而不是美好的时代。仿佛一夜之间，天下只剩下了金钱。对积累财富落伍的恐惧，对物质享受不尽的倾心，使生命变成了一种纯粹的功能，一切追求都仅止于肉体。梭罗说，文明改善了人类的房屋，但并没有改善住在里面的人。我相信这一点。对于人类这一整体的改善，我也许不再抱有信心。但明天并不是世界末日，每一代都是重新开始，就个体来说，都是可能趋于完善和完整的。我很喜欢泰戈尔这样两句话：每一个孩子生出时所带的神示说：上帝对于人尚未灰心失望；上帝等待着人在智慧中重新获得童年。在这个世界上，我觉得真正的作家或艺术家，应是通过其作品，有助于世人回到童年的人。在我阅读、写作面对的墙上，挂着两幅肖像，他们是亨利-戴维-梭罗和列夫-托尔斯泰。由于他们的着作，我建立了我的信仰’。”

“陀斯妥耶夫斯基拒绝接受善，因为善太理性了。列夫-托尔斯泰不喜欢歌德和莎士比亚：‘我阅读了歌德的全部作品，看到了这个有才华的资产阶级利己主义小人对我们这一代人所产生的全部有害的影响’；‘莎士比亚不仅不是个作家，而且是个极其虚伪和卑鄙的人’。列夫-托尔斯泰也不喜欢萧伯纳：‘你说这个世界只是上帝开的一个玩笑，正直的说教一般说来对人们没有什么影响，年轻人把与正义相反的东西当作值得称赞的，你这种说法是完全正确的。但不能因此说，这样的说教是不需要的。失败的原因是那些说教的人并不按照他们所说的去做。’相反，他喜欢的恰恰是卢梭：‘在我的一生中，给我巨大而良好的影响的是卢梭和福音书’。列夫-托尔斯泰是个改革家。陀斯妥耶夫斯基才是一个最正宗的俄国基督徒。谈谈你对中国诗歌的看法？”

“元好问《论诗绝句三十首》可谓是古代诗论的《心经》。第十八云：‘东野穷愁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诗囚。江山万古潮阳笔，合在元龙百尺楼。’这是厚韩薄孟了。比较一下，确实觉得孟郊诗风要阴冷一些，韩愈作诗虽奇，却不刻意雕琢，弄些生僻典故，韩愈还有《平淮西碑》，有谏迎佛骨疏：‘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鉴临，臣不怨悔。’文章天然有一种至刚至阳之气在里面，比现在很多人都要唯物得多，元好问的评价大体公允，这三十首绝句也真可称得上是中国诗歌评论里的《心经》了。他褒曹植、刘桢，还有西晋的刘琨（其二），除了对另外两曹、王粲和左思视而不见以外，大体与今人的评价相当，对陶渊明的评价自然是受了宋人，特别是苏轼的影响，因为唐人对于陶渊明地位之高下还存在着分歧，比如老李杜就持赞赏态度，王维则不大恭维：‘……近有陶潜，不肯把板屈腰见督邮，解印绶弃官去，后贫《乞食》诗云：叩门拙言辞。是屡乞而多惭也。尝一见督邮，安食公田数顷，一惭之不忍，而终身惭乎！此亦人我攻中，忘大守小，不恤其后之累也。’其他诗人，元好问对阮籍（其五）、谢灵运（其二十九）、陈子昂（其八）的评价也很高。对于潘岳，他是论诗则不论人（其九），论人则不论诗（其六），分得很清楚。第十论杜甫：‘排比铺张特一途，藩篱如此亦区区。少陵自有连城璧，争奈微之识碔砆。’十二论李商隐：‘望帝春心托杜鹃，佳人锦瑟怨年华。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十五论李白：‘笔底银河落九天，何曾憔悴饭山前。世间东抹西涂手，枉着书生待鲁连。’既反对一味铺排，又不避朦胧写意，都说得很好，只是第十一：‘眼处心声句自神，暗中摸索总非真。画图临出秦川景，亲到长安有几人？’犹可商榷，大概元好问是没有读过博尔赫斯的吧。还有他批评刘禹锡《戏赠看花诸君子》、《再游玄都观》及其诗序怨刺失度（其二十五），大概好问前辈是没见识过当今愤青的厉害吧。论及宋诗，则首推苏轼（其二十二、二十六），次尊欧梅（其二十七），犹臧涪翁（其二十八），其余皆不足道，连陈师道也被冠以‘传语闭门’、‘可怜无补费精神’等字句。”

“好，看来你确实下过工夫。那我就谈谈我对西方小说整体的认识。虽然早有《唐吉珂德》、《巨人传》这样超越时代的作品，西方小说总体来说是在19世纪以后才逐渐成熟起来的，其标志是人物性格由单一变得复杂，情节由夸张变得平实，我们看比较早期的《巴黎圣母院》，写于19世纪30年代，很明确，夸西莫多是好人，副主教是坏人，完成于60年代的《悲惨世界》呢，冉阿让开始是个小偷、恶棍，后来受到米利埃主教的感化（不仅宽恕了他的偷窃行为，还把他偷走的银杯送给了他），变成一个扶危济困的好人，沙威是个坏人，后来也被冉阿让感化，虽然人物性格仍然单一，但总有了转变，到了70年代的《九三年》（记得文学理论老师在讲限知视角的时候提到，《九三年》的反派人物朗德纳克是如何出场的。《九三年》无疑是雨果最好的小说。只要看到大段的对时代背景的交待和议论，没有问题，那就是雨果。雨果对王室的腐朽深恶痛绝，于是它支持革命党，然而，革命党的残暴也令他失望，这是他晚年对时事的看法。雨果的所有小说都可以当作强烈欧式风格的动画作品来看，我是指跳过那些冗长的议论，然后想象丛林深处的古堡，革命军，有英雄气概的反派领袖，贵族的马车散落在路边，到处是子弹、大炮，火光，妇女和儿童的哭喊，拍出来色彩效果一定非常棒。《悲惨世界》就已经被动画化了），你说那个火中救人的“反革命分子”是好人还是坏人？革命本身是好是坏？再来看看其他作家的作品，希茨克厉夫是好人是坏人？从读者的角度来说，开始是同情，后来便觉得他很可怕。爱玛呢？更多的是同情吧？较之安娜·卡列尼娜呢？又觉得后者的际遇更加不幸吧（爱玛至少还有一个虽然平庸然而心地善良的丈夫）？高老头？同情之外还有可悲吧（19世纪的甲壳虫）？于连呢？我们只能说他是一个不太值得同情的利己主义者和野心家吧。他确实很坏，欺骗市长夫人的感情（给她写的情书都是照书抄的，当年我读的时候这个情节给我印象很深），还玩弄侯爵的女儿，侯爵的女儿半夜找他幽会，他还怀疑这是不是一个陷阱，要捉他的现行，当他的前程终于被市长夫人（后来模仿莎乐美）的“信”给毁掉时，他又变成了一个魔鬼。但还是没有谁说他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坏人，只能说他是一个被当作了牺牲品的天才。到了19世纪后半页，真正的坏人恐怕只有在《苔丝》里才找得出来。还有拉斯科尔尼科夫，我们只能说他是一个尼采哲学的践行者吧，德米特里呢，他很想弑父，可终究没有，伊凡呢，是的，他不信上帝，但他充其量最多也就是一个虚无主义者，阿辽沙更不用说，和梅斯金公爵一样是老陀作品里鲜有的纯粹的“好青年”，到了20世纪，这种扁平人物就更加罕见了。《静静的顿河》里的格里高利是个投机的土匪吗？先是跟阿克西妮娅好，后来又无情地把她给甩了，娶了娜塔丽娅，不久与阿克西妮娅和好，其私情败露，得罪了娜塔丽娅，致使后者堕胎大出血身亡，末尾阿克西妮娅也被流弹击中身亡，就这样，除了怀里的孩子和这片土地，格里高利什么也没有了。这三个人都是如此的不幸。20世纪小说里的许多人物都是和我们一样的普通人，谈不上有什么典型性格，自然也就谈不上好坏了。我的看法就是这样。”

“时间不早了，咱们回去吧。”

“哈哈，也好，你已经和我说了这么多话。”

“原来你东拉西扯的目的是在于此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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