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芳记忆

初秋的雨，稀稀啦啦的敲打着医院病房的玻璃窗，病房里静得可怕，到处弥漫着苦涩消毒水的味道，呼吸机咕噜咕噜的冒着泡，心电图疲惫缓慢的忽上忽下的跳动着，证明着病人的一息尚存，我的父亲憔悴的躺在病床上，紧闭着双眼，微弱的呼吸，扣在鼻部的呼吸机让他无法说话，虽然一直昏睡着，但全身插满了各种管子显示病情的严重，特别是大腿动脉上插入透晰用的针头已经二年了，从未取出过，早就让一条正常的腿萎缩失去了功能，细得只有我的胳膊那么粗，甚至连动都无法移动，让人不忍直视。.昏迷中父亲苍白的脸上依然承受着难以言表的痛苦，但是不论怎样的痛苦，父亲从没有发出过一声呻吟，见到我和母亲永远都是苍白淡然的微笑，如今他安静的躺在那等待死神的宣判。他真的累了，再也挣扎不动了，再也不能向从前一样守护这个家，守护着我和母亲这两个他爱护的弱小女人了，他不想再挣扎了，每一次与死亡的擦肩而过，除了换来的是难以承受的病痛之苦，更是对家庭负担的深深内疚，他不想再为母亲和我增加一分负担了，昏迷前他向医生交待了最后的嘱托，拒绝再使用任何特效药物，他要把家里最后的积蓄留给失去屏障的母亲和我，他把能救自己命的医药费省了下来告诉母亲留给燕子，等她出嫁时给她，咱们不能让这丫头出嫁时身无分文。再难也得让这丫头风风光光的嫁人。然后流着泪拉着母亲的手用尽最后微弱的声音，说出了压在他心底的话：

“惠歆，我对不起你，我拖累你了，你还年轻，再找个好人嫁了吧！不要再受苦了，无论如何要把丫头留在身边，这孩子任性单纯，千万不能放她走，那个小子我不放心，你不能让我死不瞑目！”

医生已经下了三次病危通知，这一次父亲已经昏迷了二天没醒过，母亲和家里的几个长辈们在病房外商量着后事，父亲上海的姊妹们正在赶来的路上。我坐在父亲的病床边，握着父亲的手，那只手早已不再是我曾经熟悉温暖有力的手，而是一只软弱、冰凉、毫无知觉的一个垂危病人的手。50岁，是一个男人应该享受幸福的时光，可是尿毒症已经让父亲在病床上躺了整整五年，让父亲从盛年的岗位上退下，缠绵于病塌，那种无奈，那种悲凉，或许只有母亲才感受最清楚！也就是从那个时候母亲陪着父亲寻医问诊，几乎走遍了中国的各个角落，只要有一线救命的希望就绝不放弃。

在父亲得病的初期，都说偏方治百病，母亲带着父亲去过新疆，走过云南，到过最偏远的农村，吃过无数农家土法泡制的“特效药”，做过针灸治疗，眼看着中医无法医治最后开始西医的诊治。到过上海最大的医院，去找过北京最权威的专家，转遍大半个中国，凡是能想到的治疗方法全都尝试过了，眼看着病情一步一步的恶化得不到有效控制，只好回到云阳，开始中草药保守治疗，我们能做的就是一家人陪在父亲身边，陪他走完最后的日子。从那天起家里就没有断过中药的味道，尽管中药已经不起作用了，但是那个求生的信念，趋使着我和母亲每天轮流在家中小院的叙炉上为父亲煎制中药，希望这苦不堪言的中药真的能起到作用，哪怕只有一点点也是好的。一碗接着一碗，一付接着一付，我们也不知道煎制了多少付中药，只要是听说有效的偏方土方不论多贵多难寻找，母亲都竭尽全力的去配来，每一付中药里都凝结了全家人的希望。这碗药于父亲而言虽苦心甜，于母亲而言则苦不堪言，于我而言则不谙余味，只是家里的每个人都渐渐习惯了缭绕不散的缕缕苦药味......

好在父亲过去在厂里一直是个处长，家境较好，家中又只有我一个独生女，多少还有些积蓄，但是这几年下来，再多的积蓄也有见底的时候，何况为了看病父母亲几年都未上班，而我也只是一个刚刚大学毕业步入社会的黄毛丫头而已。.母亲的几个姐妹们在我们最难的时候，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帮着母亲照顾父亲，送个饭，陪个护，也好让母亲稍做休整，否则几年下来，就是铁人也早就熬垮了。

母亲是家中的长女，本是生活最优越的一个，父亲是上海人，在那个年代能嫁给一个大都市的人是件非常体面的事，因为只有上海那种花花世界才有各种内地看不到的衣服、鞋子，好吃的好玩的，每次回上海探亲，父母亲总是会带回十几个大包，全是给亲戚朋友带的物品，父亲靠着上海人的精明能干，在厂里当上了处长，而我从小也就在各种羡慕和宠爱中养成了大小姐的骄傲个性，天生的优越感十足，天生的我行我素，骨子里那种固执倔强确实让父母大为头疼。过去母亲从未为家中的衣食担忧过，即使在那个动乱的年代，靠着父亲的能力，家里最基本的四大件，沙发、五斗柜、大衣柜、电视机全部都有，而且还是“飞跃”牌12寸电视，这在当年成了我向小朋友炫耀的资本。也正是因为如此父亲在厂里工作一直非常拼命，在他的心里不能把我送回上海接受最先进的教育已经非常遗憾了，所以希望在这个小城市里给我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当然对我的要求也是最高的。

从我刚会牙牙学语父亲就亲自教我背诵唐诗，弹小钢琴，等再大些，就是拉小提琴，学英语。对我的教育可以用非常严格来形容，我每天的时间父亲早早就给我做了详细安排，早上六点起床跑步，六点半背书，七点吃饭，七点半到晚上五点学校上课时间，晚上六点到八点作业时间，晚上八点到十点各种琴类和课外知识学习时间，十点睡觉。在我的那个年代同龄人里独生子女是非常罕见的，大家都认为我是躺在蜜罐里长大的，但是他们从来都不知道父亲对于我的严厉和执拗，坚持要把我培养成他心中的那个最优秀的女儿。走路的时候如果我碰倒了什么物件，父亲就会把我拉回来，让我重新走过，训斥我女孩子家走路要矜持不能那么大大咧咧的；小学检查作业的时候，如果发现错题在三个以上，马上就是罚站，甚至会用书敲我的头，为了纠正我挑食的坏毛病，父亲可谓是想尽了方法，把各种蔬菜分成小份放到我的面前，不吃完不让下桌，也正是那个时候激起了我的叛逆和对抗，我开始和父亲赌气抗争，我不喜欢的就是不吃，哪怕天天挨打死也不碰一口，最后干脆用绝食和父亲对抗，父亲从来不知道那么弱小的我，居然倔强的两天滴水未进，从早到晚坐在饭桌前绝食对抗。第一天是父亲罚我不吃完不允许睡觉，我不吃不说坐了一夜，第二天父亲和我赌气以为我坚持不到下午，谁知道我硬生生的坐了二天谁叫也不吭声，直到最后母亲害怕了，喂了昏昏沉沉的我一点水，结果我连水带胃里的胃液全部呕吐出来，把所有人都吓坏了，父亲抱着我就往医院跑，后来听母亲说我昏迷了一天一夜，从那以后，父亲再也没逼过我，我的倔强和固执让父亲彻底妥协。但是父亲执意要把自己未完成的梦想让我去完成，要把我培养成一名医生，可惜最后我的个性使然，还是让父亲大失所望。

在那个时代，父亲凭借着在上海造船厂学到的技术，在厂里没日没夜的带头加班工作，甚至发着烧也被从病床中叫走去解决技术难题，也正是那个时候落下了病根，持续的高烧还带病咬牙坚持在车间一线，等解决了技术问题到了医院检查，已经确诊成肾炎了。也正是从那时候起家里再没断过草药的味道，走进家里永远有一股淡淡的草药苦涩，挥之不去。即使父亲当上了领导依然经常在车间一线工作，终日的积劳成疾，终于酿成了苦酒---尿毒症。

尿毒症也叫慢性肾衰竭，是肾脏病导致肾脏功能渐进性的减退，直至功能丧失。慢性肾衰的终末期就是尿毒症。尿毒症不是一个独立的疾病，而是各种晚期的肾脏病共有的临床综合症。治疗尿毒症目前临床方法就是血液透析和换肾。血液透析就是将患者的血液经血管通路引入透析机，在透析器中透过透析膜与透析液之间进行物质交换，再把经过净化的血液回输至体内，以达到排出废物、纠正电解质、酸碱平衡紊乱的目的。血液透析机其实就是一个人工肾脏，在这个人工肾脏的作用下，父亲在医院坚持了二年。从每月1次的透析，到后期每周2次至3次，最后完全依赖透析机，甚至在透析时引发心绞痛而不得不借用杜冷丁止痛。我清楚的记得在后期的透析中，父亲突发性冠心病、心力衰竭、心脏栓塞、胸痛、呼吸困难窒息，痛苦的在病床上挣扎，抓着胸部象要撕开胸膛一样，面部因过度痛苦早已扭曲变形，但是他依然咬着牙没有发出半点声音，他是怕母亲担心，他用自己最后的毅力维持着一个男人、一个丈夫、一个父亲的尊严，四个护士按着床上的父亲，大剂量的杜冷丁注射完后症状依然没有好转，心电图上已经没有了脉路，紧急的电击后心电图仍然没有反应，那一刻我和母亲的心跟着父亲一起停顿了，没有人哭，大家全都安静的在心里祈祷着，愿父亲不再受这病痛的折磨过着生不如死的日子。但是长期透析，有着不可逆转的后遗症，严重贫血，营养流失，引发心血管疾餐并发症。在最后的日子里，每一次透析都会发生突发的抢救，一次次看着父亲生不如死的在死亡边缘挣扎着、煎熬着，所有的人都看不下去了，都希望宁可父亲在抢救中不治而亡，也不愿意看到这种没有尽头的慢慢煎熬。每一个来探望父亲病情的亲朋好友，看到曾经谈笑风生那个一身技术的上海男人，瘦小委缩的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的样子，没有一人不落泪，家人亲友眼看着生命的气息在父亲身体里一点一点的抽离、消散，而束手无策，那种心里的煎熬、撕扯并不比一个病人少到哪里去。

大家商量着要给父亲在厂里募捐换肾。因为父亲的工友们都知道，父亲的病纯粹是因为没日没夜的带头技术创新而累出来的，几个热心的同事把父亲的事迹写成大字报准备贴在工厂门口，并且让母亲把父亲所有获得的嘉奖证书全部都拿出来准备同时贴在募捐启示旁，那个时候我才知道，父亲的技术创新曾经得到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六级部二等功勋奖，大大小小的奖励证书摞起来居然有一尺多高，大家都说，就凭这些荣誉肯定能捐到换肾的钱。那个时候父亲所在的厂是国营大厂有上万职工，但是效益不好，经常发不下工资，更别说公费医疗了，九十年代初期换个肾要三十多万，那个年代三十多万对一个普通家庭而言就是个天文数字，根本换不起，换不了肾就只能等死。眼看着病情一天一天恶化，大家就想出了这个办法。当父亲知道后，强行制止了募捐行动，做为厂里的中层干部他知道工厂的实际困难，工友们也都并不宽裕，所以父亲坚决不给厂里添麻烦，不同意募捐，只能靠透晰维持日渐消散的生命。病床上那个瘦弱萎靡的父亲在我的心里却越发的高大伟岸。那三十多本红彤彤的证书从来都安静的躺在家中抽屉的一角，从来没有向世人炫耀过它们的存在，从那一刻起，父亲在我的心中就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好男人。

病房外，70多岁的姥姥和姥爷早就赶了过来，看过父亲的情况，他们把母亲拉了出来，在我面前一直坚强隐忍痛苦的母亲看到姥姥姥爷的到来，突然之间泣不成声，扑倒在姥姥怀里，这是一个女儿一个妻子最悲怆的表述，那种无奈和不舍，让年近花甲的老人红了眼眶，终于又是白发人送黑发人......还是姥爷冷静理智，当了一辈子的老厂长，虽然年岁已高但心思清晰，拍着母亲肩膀说：

“惠歆，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坚强，云松的后事都准备了吗？景毅呢？老二、老三呢？”

母亲擦了一下眼泪回复着姥爷：“他们都在，景毅去给他姐夫做寿衣了，老二和老三去接燕子的姑姑和叔叔了，应该在回医院的路上。”

正说着，我听到了那地道的上海方言：“大哥，大哥在哪个病房？”姑姑和叔叔焦急的声音回荡病房门外，我用力握了握父亲的手，哽咽着说：

“爸爸，姑姑和叔叔他们来看你了。”那只尚带一息温热的手一动不动，但是我从心电图的跳动上看到了父亲的感应，他说不出来，但是依然能感知外界的声音。

第一个冲进病房的是我的二叔海云峰和三叔海云锐，看到弥留之际的父亲，全都红了眼圈，“大哥，我们来晚了，你睁开眼睛看看我们，大哥！当姑姑海云凤声嘶力竭的哭喊着大哥的时候，我感觉到父亲的手凉了下来，心电图慢慢成了一条直线，父亲咬牙坚持着就是为等到所有的亲人见到最后一面，哪怕是听一听声音，对他而言也是圆满了。他终于可以放心的走了，这世上除了让他牵挂的二个无依无靠的女人，再没有放不下的心愿。

病房里顿时乱成了一团，医生和护士通过各种医疗器械抢救，注射大剂量的强心剂，终于还是没能挽救父亲的生命，那一刻，对所有人来说未偿不是一种解脱。

父亲死于并发症多功能器官衰竭，走的时候很安详，没有挣扎没有痛苦，他终于可以卸下身上所有的管子，可以不再有痛苦，可以再也不用皱着眉喝下那难以下咽的苦药了，可以去他想去的任何地方了，我握着父亲冰凉如水的手，就象握着一块生铁毫无生机，生命的气息刹那间消失怠尽，原来生与死真的仅在一度之间，生与死仅在一息之间，生与死仅在一念之间……

父亲走后，家里再也没有了中药的味道。母亲把家中熬药的中药罐子全都砸烂，保存的中药书籍也全都焚烧了，希望父亲在另一个世界不再受病痛之苦。但是中药的味道却在我心里余味绕梁。每每路过中药店门外，都会停下勿勿的步伐，驻足回味。从那飘出的缕缕药香中寻找经常给父亲煎药的蒲公英、黄芩、豆蔻、茯苓、泽泻……几味熟悉的味道，让世人苦不堪言的中药早已在我心中熏制成沁人心脾的芬芳记忆，这个味道无法取代，弥漫不去！

“爸爸，不要走，你回来，我听话，我再不任性了，我不去云南了，我哪也不去，我留在妈妈身边！爸爸，我发誓，我会努力，会照顾好妈妈，我没有实现你的梦想，但我一定会实现自己的理想，我会用自己的方式让你骄傲！爸爸你听得到吗？爸爸，你原谅我的不懂事，爸爸你不要走……我握着父亲冰凉冰凉的手泣不成声！

父亲走了，也意味着我和云南的再会无期、和吴欣和再会无期……

作者寄语：

“涛声依旧叙往事，家中景物已全非”......每一个失去亲人的家庭都是一场灾后重生，都需要时间的慢慢医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