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被精神病

新年虽然过了，可空气中依然弥漫着新年的气息，夜空中时不时飘来浓浓的爆竹的气味。.坐在北上的特快列车里，刘玉婷不时掀起窗帘，向窗外张望。窗外关山古道，树林楼影，黑乎乎野茫茫，深不可测——

连续几天来的扁桃体发炎，令刘玉婷射干唇燥，关节疼痛，全身发烧，一天吃四次退热消炎的药，也不起作用。她吃力地爬上中铺，车厢椅颠簸，让她苦不堪言。躺下之后，她努力闭上眼睛，头昏沉沉，半醒半睡之中，脑海中翻腾着刚刚过去的事。

11月底，刘玉婷向党含紫借了两万块钱，又自筹了一万，交给市检察院。年底的时候，司法部司法鉴定中心进行了第三次法医鉴定。让她失望的是，该中心给出的鉴定书依然认定刘姝婷死亡的原因是高处坠落致创伤合并失血性休克。

三级法医鉴定程序已经走到了尽头，刘姝婷自杀证据似乎证据确凿。刘玉婷第一真正感受到，给人下跪显然无法获取公正，必须自救。可是，怎么去自救啊？她学网上的，写了一封致全国各级政法部门及领导的公开信，直接指出城关派出所所长袁兵和其他民警将她妹妹刘姝婷打成重伤后从四楼扔下摔死，当地公安机关包庇庇护，致使犯罪分子依然逍遥法外。

让她气愤的是，这种方式不但没有引起相应部门的关注，反而招致警察上门，把她带到看守所，行政拘留七日，理由是捏造事实恶意中伤警察。

凶手逍遥法外，无辜的受害者反而遭受拘留，这太让人气愤了！呆在看守所，刘玉婷是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每日以泪洗面。苦苦熬了七天，刘玉婷拖着身心俱疲的身体，出了看守所。

从看守所出来，刘玉婷几乎是万念俱灰，连死的想法都有了。要不是想到妹妹可怜的孩子，她真想一死了之，不再想妹妹惨死的事。.“………………就算生活给我无尽的苦痛折磨，我还是觉得幸福更多。……”公交车里的影视屏幕里正在播放刀郎的歌，刘玉婷能深深感受到生活给我无尽的苦痛与折磨，可无法感受到幸福更多。听着听着，她已经泪流满面。要不是坐在公交车里，她真想大哭一场。

“感谢法官为民做主”，公交车经过市法院的时候，一副红色横幅撞入了刘玉婷的眼睛。她清楚地看到，在市法院的大门口，几个农民式样的人正举着这副红色横幅。

师傅，我要下车！刘玉婷急忙从座位上跳起来，朝公交司机大声喊道。那个售票员朝她就是一吼，说你电打了，还没到公交站就要下车！

刘玉婷可怜兮兮地说，师傅，我肚子痛得厉害，估计是癌症发作，我得去医院。你要是还不停，我就一直坐你的车，再也不下车了。

什么，她得了癌症！司机不敢马虎，急忙打转向灯，把车停在路旁。癌症这病太吓人了，要是因为自己没及时停车，被患者纠缠住，这辈子就甭想过安静日子了。刘玉婷急忙下车，小跑到市法院门口，打听是怎么回事。

原来，正好是刘姝婷死在城关派出所的一年前，一个叫杨明智的人在舞厅里和一名顾姓警察发生冲突。矛盾发生后，在两分钟之内，杨明智就被顾姓警察和他的一帮朋友打成半死，拖出舞厅后死亡。这名司机本是市公安局副局长朱学军的司机，后来成了市公安局治安大队的民警。

人被活活打死，可警方却以杨明智寻衅闹事自己摔死结的案，让凶手逍遥法外。得知这样的结论，忧愤交加的杨明智爷爷在他惨死后一月悲愤去世。为了替儿子鸣冤，杨明智父母奔走了一年，可没有任何结果。因为无路可走，他们只得跑到北京去告状，得到了中央领导的批示。就在当日晚上凌晨一点，副局长朱学军身着便装，带队老了杨家，承诺说赔偿杨家10万元，并将凶手绳之以法，该判死刑的坚决判死刑，该关起来的坚决关起来，绝不姑息。.

就在今天，市人民法院根据承诺，判处凶手顾姓警察死刑，其他从犯也被判了有期徒刑。宣布审判结果的时候，坐在原告席上的杨氏父母痛哭流涕，既为儿子难过又为死去的儿子高兴，毕竟，凶手还是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九泉之下儿子可以瞑目了。为了表示谢意，他们特意定制了那幅“感谢法官为民做主”的条幅，送到市法院去。

他们的状告灵了，原来是去北京找了大领导！听到这个消息，刘玉婷自然是欣喜万分。她急忙和杨氏父母攀谈，说自己的妹妹和他们儿子有着类似遭遇，被警察谋杀了，可还背着畏罪自杀的罪名，她想帮她妹妹伸冤，希望他们能提供联系北京大领导的方式，以便自己去北京告状，能够及时找到为民做主的大领导。

听到刘玉婷的话后，杨氏父母马上警觉起来，说姑娘，对不起，我不知道什么北京的大领导，这是法官判的，不关大领导的事。无论刘玉婷怎么哀求，杨家始终不肯向她提供究竟通过何种渠道得到北京领导人的批示的信息。后来，刘玉婷才了解，郎市警方已经找过杨家，连哄带骗加威胁说警方会处理好他们的事情的，前提是不要去掺和刘家告状，否则后果自负。

见杨家不愿帮自己，刘玉婷决定直接去北京告御状，踏上了北上的列车。

上午11点左右，火车终于到了北京东站。刘玉婷背着行李，出了东站。刚出站口，她就感觉到有人盯梢。回头一看，她发现一个贼眉贼眼的中年男人不紧不慢地跟在她的身后。

刘玉婷有些害怕，急忙加快了脚步。可走了一段路，她发现那个家伙还是跟在身后。不能超人少的地方走了，得朝人多的地方走！她急忙往右一拐，朝广场快去走去。

毕竟是心脏地带，广场上来来往往的人很多。见到那么多人，刘玉婷终于松了口气，开始观察那个跟踪自己的家伙。他还是紧紧地跟着，就像一个训练有素的侦探。难道，他是便衣警察？想到曾经在红色纪念馆碰过便衣警察，她的头脑中马上跳出一个词，让她惶恐不已。

遭了，如果真是便衣警察，那如何摆脱得了？刘玉婷左看右看，想找个可以脱身的地方。可是，偌大的广场，出了人来来往往之外，别无他物。情急之中，见旁边有个女厕所，她急忙走了进去。然后，她关好蹲位的门，急忙打开包，拿出一件风衣穿上，又把头发散开，戴上墨镜，昂着头大摇大摆地出了女厕所，拦了一辆的士，离开了火车东站。

透过玻璃，刘玉婷可以清楚地看到那个疑似便衣警察还傻乎乎地守在女厕所门前。

终于摆脱便衣警察了！刘玉婷一阵高兴，她拿出地图，找到了国家信访局的位置，在宣武区永定门西街一号。因为担心坐的士要很多钱，她提前下了的士，想坐公交车去。

下了的士，刘玉婷向路人打听去信访局怎么坐车。好不容易，她弄清楚了，上了公交车。转了三趟车，她终于到了信访局所在地的附近。一下车，就有人迎过来，问她要不要住宿。

刘玉婷想马上去交上访材料，估计这事很快就会解决，哪里想到要住宿，马上表示拒绝。

午后，天气比较炎热，四周的人不是很多，不像想象中的那么热闹，偶尔走过几个人，手里拎着文件袋或者背上背着行李包，边走边谈。再看两侧墙壁上密密麻麻贴着案情和请愿书，刘玉婷想，这大概就是传说中的上访村吧。

在路旁的小店，刘玉婷买了一瓶矿泉水，狠狠地喝了几口，感觉到心情好了许多。再看街道上，突然之间涌出许多人，三五成群，一对对不知从哪个角落里冒了出来，朝着一个方向涌去。一打听，原来是附近的最高人民法院接待室和国务院信访办到了下午上班的时间，上访的人也开始工作了——上访。

人越聚越多，像是乡下人赶集一样，很快，这个地方成了一个小型闹市。其中，一段约莫100米长的接到最为热闹，三五成群，或坐或卧，或写诉状或感叹命运不公，有的打扑克有的下象棋。刘玉婷估算了一下，短短的街道聚集了三百到四百人。

再往前走，一条喧同出现在眼前。胡同口有铁门，因为还没到上班时间，铁门上依然有一把打铁锁锁着。此时，人们已经蜂拥过去，挤在这条窄窄的胡同里。

这个地方就是被访民称作两办的地方，即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人民来信来访接待室，也就是国家信访局。胡同口外的马路上停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警车，胡同口聚集了许多不像是上访人员的人。因为，上访者一般是底层老百姓，穿着褴褛，而这些人一般穿得像模像样。后来，刘玉婷才知道这些人是劫访人员，就是各地政府派出的拦劫上访人员的人。这些人员以乡镇干部居多，也有便衣警察，或者其它身份的人。

可能是因为刘玉婷看起来不像是上访者，通过胡同的时候，很多人打量着她，但没遭拦劫。这个胡同里，除了两办之外，还有宣武教育局等几家单位，进进出出的人不一定全是上访人员。所以，劫访者要对来往者作出一个判断，以免劫错了人，闹出是非。

随着人流，刘玉婷朝里面走了几十米，又有一群更加密集的劫访人员堵住了胡同。刘玉婷不懂，大步朝里面走去。那些人面面相觑，搞不清她是什么身份，不敢拦劫。正走着，人群中突然伸出一只手，拽住了刘玉婷的肩膀，说这位女同志，你是哪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