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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张颂给出的东进理由，赵昺未置可否，只是在讨论结束后，升任秘书郎，民事案主事，大家有些愕然。秘书监按照职能分为值宿、军事、民事和经籍、机要案，由监正和少监为正贰，下有各案主事，又有秘书、着作、知杂、阁架等郎官作为办事人员。现下其由一个知杂兼管一案，可见皇帝对其的信任和赏识。
赵昺却没有想的那么多，他其实也在为出兵的方向苦恼。他从来到这个世界就清楚蒙元是自己的大敌，只有将其灭亡才能消除这个致命的危机。而这也并非是他的命运，可以说跟游牧人对峙，是大陆的农耕民族的宿命。
从大里说，赵昺知道这是国与国之间对利益的争夺，而这利益包括土地、人口、资源等等。而这种争夺可以说伴随了社会发展的始终，即便进入现代，建立了高度的文明社会，但是这种争夺依然没有消失，而是有愈演愈烈之势，只是手段更为多样化，也更为隐蔽，但战争仍然是不二的选择。
不过在古代社会，赵昺想稍微对历史了解的人谁都清楚，若论实力，当然游牧人不如农耕民族。但是要讲打，就不一定了。游牧人居无定所，逐水草而居，机动性奇高，加上食肉与食草的差别，体力和灵活性都比农耕人略胜一筹。只要有了合适的武器，论打仗，游牧人有天然的优势。
赵昺记的前世有一位军事家曾说过：凡是生活用具和战争用具一致的民族，在战争中就有优势。而这个结论，就是从游牧人哪儿得来的。
所以，农耕人对付游牧人，基本上只能靠人力和物力上的优势，被动地防御，才能勉强获得对峙的平衡。在先秦，农耕人武器上的优势比较明显，一旦这个优势减弱，就只好修长城了。长城之外，还有各种城墙，寨墙，用以抵御机动灵活的游牧人入侵。
赵昺也清楚汉朝之所以被历史上称为‘强汉’，并为后世所推崇，并不是说它有多么富强，而是它将匈奴远逐，解决了长期困扰农耕民族的的边患问题，但汉朝付出的代价也是极其惨重的，也可以说为其的衰落埋下了伏笔。
西汉年间，匈奴人和汉人的对峙，汉人在武器上还多少有点优势，但在马匹的方面，却要差不少。基本上只能靠修长城，建边塞据点，加强边郡的兵力，再配合一点外交手段，防御匈奴。好在，即使匈奴最强盛的冒顿单于时代，他们也没有大规模入侵中原，群而代之的野心。
匈奴的入侵，多半发生在草原有灾害之际，他们不得不靠抢掠农耕地区来维持生计。但是，农耕人机动性差，若要主动出击，规模小了会被人吃掉，规模大了，动一次，声势浩大。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光后勤供应，就耗费巨大，十万骑兵行动，后面运粮草的马匹，绝对要超过十万。
即使有不惜代价的决心，可这样的行动，能不能抓住敌人，还真不好说。因此主动出击，打击西域匈奴的帮手，化敌为友，缩小匈奴的活动范围，是可行的策略，满世界追击匈奴主力，实际上是下下策。而武帝决心彻底击败匈奴，使卫青、霍去病绝大漠，封狼居胥的壮举，却让汉朝百姓，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百姓生命损失惨重，府库为之一空。四代人攥的家底，让刘彻一下子就给糟蹋光了。老百姓命没了，不算大事，但府库空了，皇帝很头痛。而赵昺知道中国的官僚，从来不乏搜刮有术之辈。主意很快就有了，有三大法宝，第一，铁盐官营，第二，榷酒酤，第三，收算缗钱。
汉武帝之前，铁盐包括铸钱，都可以私营。民间可以煮盐、打铁买卖农具甚至兵器，当然如果得到官府特许，还可以开采铜矿，开炉铸钱。现在，这些个挣大钱的事业，都被官家包了。盐的质次价高，反正你也得买，不买没盐吃。至于铁器，也是如此，反正你得用，想用就只有官家一个渠道，买回来的家伙不好使，只好将就。这样一来，国家资本主义告成，钱都直接给刮到官家的府库去了。
酒业原本也是打算国家经营的，但酒这东西，不像盐铁，百姓缺了不行，如果官营酒业造的酒，质量太差，会没有人买的，没法强迫消费。所以，只能放给民间经营，但是，国家强征酒租，这就是酒榷。这一项，又是一宗收入。
原本，国家对于商业活动，是征税的。但是，这样的税，无论怎样提高，此时都不能让皇帝满意了。于是开征算缗钱。所谓的缗，就是串钱的丝制绳子，一串一千千，二十缗一算，也就是二十千，两万。算缗，是针对不动产的，多少房子，多少马匹，多少车辆征一算，政府规定好，让百姓自己去缴纳。
当然，百姓不傻，谁会主动缴纳呢？但官府有招儿。它规定如果谁不缴纳，或者少报少交，其他人可以向官府告发，告了以后，官府就可以把这家的全部财产没收，分给告发者一半。当时执掌刑律的廷尉是杜周，着名的酷吏，他派人下郡县，专办算缗之事。
于是告缗者遍天下，中产之家，没有漏网的。告人的，得来的不义之财，转眼也被人告。一时间，单告缗一项，朝廷得民财数以亿计，没入的奴婢以千万数，田产大县数百顷，小县百顷。告缗，即告发人们匿财不报，一时间成了比铁盐官营还要生财的罗掘之道。
然而，百姓仍就是那些百姓，财产就是那些财产，罗掘一空，以后也就没了。所以，这样的财政措施，只能是竭泽而渔。水干，开始有大量的鱼，而后，鱼也就没了。于民争利，抢夺民财，利也就没了。所以，武帝末期之后，汉朝进入了好长一段的衰落期，直到汉宣帝时，改弦易辙，才稍稍恢复元气。
战争如此费钱，所以中原王朝对发动战争都十分谨慎，若是那个皇帝有了这个想法，一定先会被扣上‘穷兵黩武’的帽子。而赵昺想要发动灭元战争那也是必将调动举国的人力和财力，即便朝野无人反对，他也要好好考虑下性价比，选择恰当的时机和方案。
而这又涉及到一个老调重弹的问题，赵昺深知战争打得的是后勤，古代战争同样面临这个绕不去的问题。但是也有人说了，古代战争消耗的无非是兵器、粮草和承受兵员的伤亡，且比之现代战争后勤补给要简单的多，筹备和制造也简单的多，不应该成为最大的问题。
赵昺也清楚此点，粮草消耗是古代战争最大问题，但是恐怕没有经历过的人觉得似乎这个问题不大，士兵平时也要吃喝，消耗粮草，战争期间即便加倍也并非没法解决。可他只能叹口气，他们恐怕没有考虑‘在途消耗’这个问题。
要知道古代没有机动车，一般就靠11号，如果靠马牛载人，一样需要吃粮食。而人如果负重行走终日，消耗的粮食必然远大于平时，这就是为什么非作战状态的士兵，以及运送粮食的民夫，都需要消耗大量粮食的原因。且古代路况不好，士兵和民夫需要逾越大量崎岖地形，越发增加了能量消耗，粮食的需求量就更大了。
所以，控制在途消耗就成了节省粮食的关键。毕竟哪怕不打仗，你让民夫服徭役也需要在途消耗啊。为此赵昺知道秦始皇专门修建“秦直道”通往甘肃，宋朝时期在北方修建了运河用于运输、明朝朱元璋在北伐时，为了缩短运粮路程，直接在松亭关大宁会州修了粮仓。
这些都是控制后勤人员比例，降低运输路径，来减少在途消耗的方式。而在战争和徭役时就近征发人员，也可以提高征发效率，降低在途消耗，从而节省大量粮食。因此大帝国常常拥有看似远多于需求的常备军，而秦之后，徭役也一般依照就近原则。但是一旦深入敌境，服徭役的距离太过遥远，路程太长就会给国家和人民的负担过重。
可对于游牧民族来说后勤压力要小的多，牛羊是他们重要的战略物资，在战争中是可以行动的军粮。节约粮食，当然主要在于节省牛羊的消耗。与很多人想象的游牧民族顿顿吃肉不同，一般牧民的食肉量并不多。这是因为牛羊需要一定的时间来增殖，只有富余的牛羊才能用于食用。
游牧民族是公认比农耕民族更能忍饥挨饿。而据赵昺所了解，在非战争时期，草原牧民们的进食量很少、很简单，甚至不一定能吃饱，他们把小米放在水里煮，早晨喝一二杯汤，白天就不再吃东西；晚上吃一点肉，并且喝肉汤。
草原牧民草原上也有广种薄收的农业，但还会搜集野菜，以植物粮食来补充食物需求。此外游牧民族还会捕鱼打猎。另外，游牧民族还有一种非常残酷的节约粮食方式，在白灾等灾荒发生时，他们经常抛弃老人，令其等死，来保证青壮年有足够的食物来生存。
所以粮食对于草原游牧民族来说粮食需求并不像中原农耕民族那么迫切，可灭元之战深入草原大漠却是绕不过的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