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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蜀地镇反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之时，朱平槿却躲在北城外的兵营不回王府，自然有身处事外，游刃有余之意。不过说他一遇大事便找人背锅，那真是冤枉了他。
因为政治上的事情可以找人背锅，经济上的事情可以扔给老婆，军事上的事情他却无从推脱。
朱平槿仓促离开川北前线，甚至带走了军机处和三总部整个决策参谋机构，让身处前线的将领们自由发挥，也把战事胜负的悬念留给了自己。
四月九日，朱平槿接到了孟家山大捷的奏报，第一双靴子落地。
十天后，他再次接到川北一干将领意气洋洋的捷报：川北土暴子的残余，包括争天王袁韬、整齐王张显在内的余部，已经悉数向北撤退，退出了四川！
捷报上说：从西起广元，东至太平宽达五百里的广阔战线上，护国军各部齐头并进，迅猛追击，先后占领了大巴山、米仓山骑线岭上的诸多要隘。
徐名蛟、李之珍率领的利州守备团一部，以追击土暴子为由，以突然动作袭占朝天关至陕西宁羌州（今宁强县）大道上的着名天险棋盘关，并以待遇和前途为诱饵，收编了关中守军三百余人。
棋盘关素有“西秦第一关”之称，是金牛古道上的必经之处。护国军控制了棋盘关，就意味着汉中平原向四川敞开了门户。然而，棋盘关以及临近的黄坝河渡口黄坝驿，都是陕西所属。护国军拿下棋盘关和黄坝驿，陕西方面有什么反应，尚是未知之数。
坚守在南江以北大坝巡检司的第十五团杨展一部数月来孤立无援，忍饥挨饿，经受了土暴子连续不断的骚扰和进袭，终于坚持到与十五团主力部队的汇合。
第十二团在丁显爵的率领下，收复了宛如鬼城的太平县城，其前锋已经进入陕西境内，距离最近的镇巴县仅约百里，距离陕南兴安州（现安康市）仅有三百里。
达州、太平以东的城口地区，虽早被冯如虎、蔡绍諴部占领，但是当地地形极为复杂，山重山、沟连沟，道路稀少，又是土暴子的传统活动区域。
心高气傲的冯如虎、蔡绍諴部大举进剿数次，费力不少，但收获甚少，不得已改变策略，效法朱平槿在巴山战场的办法，把军队收缩在道路、河流、关隘以及主要的城镇、农耕区附近，构筑封锁链，以困代剿。
面对部队供给短缺的现况，冯如虎还不得不向蔡绍諴的坚持屈从：把军队的主要任务由砍人头改为修地球。
川北战场的彻底胜利，并不出乎于朱平槿的意料。巴山之战胜利后，四川的剿匪形势已经出现了根本性的改变，余下的只是收尾工作。
他现在更关心的是另一个方向：遵义府。好在贺有义并没有让他失望。很快，一个令人惊喜的消息传来：
遵义城大捷！
贺有义奏疏道，他在土城镇意外截下王佐圣之子王泱，便将王恪秘密派回遵义，请王佐圣善作守具，坚守城池。他自己则率军昼伏夜出，星夜前进。
叛苗不为所备，于三月底大举攻城，战况惨烈，遵义几乎不保。
正在此时，贺有义率军四面杀出，遵义附近的汉族“义民”数万人也携刀相助。叛苗大败，死伤被俘数万，酋帅吴尚贤授首阵中，龙正国则被义民擒杀。
目前，贺有义正横扫遵义附近的叛苗山寨，彻底荡平叛苗指日可待。从义民中拣选兵源，组建遵义守备团的工作已经开始。
前锋第六团第七营王三牛部已经前出到乌江渡。但在此地，王三牛接到了贵州总督李若星（注二）的檄文，令他退回遵义府，不得擅入贵州省界。
王三牛还发现贵州官军皮熊部已在对岸布防。驻扎真安州的贵州副将张登贵也派其弟张正乾携其亲笔书信前往遵义报信，说李若星已令其整军备战，以防“亲藩谋反”。
贺有义认为，乌江渡乃兵学要地，是进占贵阳的最后一道屏障，守与不守事关战略全局。
贺有义奏请朱平槿，尽快明确他的战略任务：
若是要拿下贵州全省，那么乌江渡绝不可让；如果暂不入黔，那么乌江渡不妨弃之，免得李若星坐卧不宁，天天给朝廷写奏报。
……
遵义军民府，即杨应龙的老巢播州。万历三大征之播州之役，便发生在这里。
在中国地理中辽阔的西北、西南地区，广泛分布着大量的少数民族，史称“西南夷”。这些少数民族，按照古老的划分标准，可以分为西北的藏羌和西南的苗人。
这些少数民族，有自己的语言、服饰、信仰和宗教，部分地区还曾经有自己的国家。《史记西南夷列传》和《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分别记述了夜郎国、滇国和邛都等蛮夷诸国很多有趣的故事。
任何完整的中华大一统王朝，对这些少数民族地区都不能置之不理。中原王朝必须完成两个最艰巨的任务：统一和治理。
大明朝肇始之初，统一的任务便在灭元战争的基础上完成了。然而治理这个任务，却是步履维艰。
三百年来，西南夷顺而又叛，屡顺屡叛。
历代皇帝对西南夷的征伐，几乎从没有停止过。嘉靖六年，广西断藤峡（大藤峡）苗民反，朝廷任命心学圣人王守仁总督两广兼巡抚。
王守仁以招抚与进剿相结合；以教化和屠杀相结合。菩萨心肠与雷霆手段的软硬两手，让三十余万夷人陈尸山谷，也让儒家学校星罗棋布。战争之后，广西从此成为中华地图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但圣人毕竟是稀缺资源。
万历年的播州之役，便再无王守仁一般的圣人现身。
播州之役，让大明朝在贵州苗区两百多年的苦心经营一瞬间化为乌有。短短一百一十四天的战争，虽然达成了战役目的，破了匪巢海龙屯，灭了叛酋杨应龙，废了传袭二十九世的播州土司，然而却打开了潘多拉魔盒，栽下了未来一系列灾难的种子。
此后，贵州苗民在一代又一代新领袖的率领下不断地发动叛乱。
假如将野猪皮与鞑子在辽东的崛起视为援朝之役的后遗症，那么奢安之乱就是播州之役的延续；而崇祯四年的云南阿迷州（今云南红河州开远市）土司普名声叛乱，又可视为奢安之乱的延续。第二年普名声死，其妻万氏继续为乱滇南，成为滇地一块挥之不去的疥癣。至于什么时候再次发生大规模叛乱，谁也不知道，包括料事如神的朱平槿。
旷日持久的平蛮战争，让汉夷血仇越积越深，成为解不开的死结；军费开支越来越大，变成填不满的无底洞。
战争成为屠杀，成为鲜血和金钱的单纯消耗。
一支支汉地精锐开进无穷无尽的大山，然后七零八落地带着满身血污走出来，留下的只有无尽的伤痛。
大量的当地百姓流离失所，人口损失惊人。仅仅是奢安之乱中的贵阳之围，就让进入城中避难的四十万百姓十去九五，侥幸活到解围的人口，不过区区两万人！
村镇为废墟，良田变荆棘；千里无人烟，百城无鸡鸣。它仿佛是一支蜀地历史命运的前奏曲，暗示着天府之国即将上演的惊天浩劫。
故之播州，今之遵义，苗人此起彼伏的大规模叛乱，完全是公开的秘密。
面对这样一个烫手山芋，临近的几省总督巡抚：偏沅、广西、云南，甚至贵州，没有那个省愿意出兵助剿助饷。
四川方面同样是装聋作哑。
王佐圣的求援信之所以被廖大亨选择性忽视，因为廖大亨知道，他帽子的安稳并不取决于一个新纳入的蛮荒之地的得失。
偏偏作为蜀世子的朱平槿，却义无反顾地伸手进去。为此，他在巴山激战正酣、泸州主力北上参战之际，不惜冒险抽空了泸州的驻军，又从雅嘉等地抽调护庄队近千人增援，组建了护国军第六团，投入到播州那个人人畏之不及的地方。
这是为什么？
政治上的理由，是因为遵义府属于四川布政司。
播州之役后，朝廷改土归流，将播州宣慰司改称遵义军民府，隶属四川布政司。遵义地区的苗民叛乱，理应由四川出兵平定。
遵义一日未定，朱平槿就一日不能骄傲地宣布他平定了四川全省，塑立起他在全川士绅百姓中的崇高威望，夯实他在蜀地的王者地位。
此外还有现实的因素。
自从遵义改土归流之后，大量的汉人已经移居此地。汉人移民就像所有新到的殖民者一样，圈占无土之地进行耕种。汉人在平坝，苗人在山里，双方在一种力量相对平衡的状态下虎视眈眈。
遵义的苗人叛乱，无论真实原因是什么，都是主动打破了这种平衡。如果不尽快平定局势，汉苗仇杀的漩涡就会越来越大，改土归流的成果在自己手中丧失不说，最后还被动地把护国军主力长期卷进去，无力自拔。
经济上的理由，是因为綦江铁矿的大规模开发已经迫在眉睫。
綦江铁矿的重要性毋容置疑。没有綦江铁矿，在建的重庆钢铁基地将无米下锅。而綦江铁矿在綦江以南的小鱼洞地区，正在重庆、遵义的两府交界处。奢安之乱时，这里就遭过兵焚，致使矿洞被毁，矿民逃散，产量急剧下降。如今复产在即，岂能容叛夷再来骚扰？
军事上的理由更多。
从战略层面来讲，遵义府是贵州的北大门，是四川盆地向云贵高原攀爬的台阶，是传统汉地嵌入贵州夷区的桥头堡。控制了黔北咽喉娄山关，遵义城无险可守；占据了川黔名珠遵义城，那么到贵州首府贵阳城，只有乌江这一道水障碍。
那么，在控制了遵义府之后，是不是需要趁热打铁，继续向南夺占贵阳呢？
贺有义是个很有全局眼光的人。他之所以勒兵于乌江，快马奏疏请示，是因为他看得很清楚：
在统一四川之后，蜀王府已经到了一个战略发展的节点，即军事力量出川，必须要在“东进”、“南下”、“北上”三条路线中进行选择出一个重点。原因很简单：因为蜀地总的资源量不足以支撑四面出击，无论从人力还是物力两方面来说，都是如此。
可是贺有义没有意识到，他所信赖的主子朱平槿，这时依然在犹豫。
为什么犹豫呢？因为一些关键性的东西，朱平槿感觉到了，但是他抓不住。
然而，有人从天而降，帮助朱平槿抓住了这个关键性的东西，那就是顾绛。
正是因为这个人见人厌，狗见狗嫌的丑八怪，引发了决定朱平槿两口子和国家民族未来命运的一场大讨论。
这场大讨论的过程，极大统一了蜀地干部们的认识；这场大讨论的结果，比对见证了朱平槿在未来登天之路上一段不可或缺的重要旅程。
而顾绛在这次重要的历史性决策中，担当了一个不可或缺的药引子或者润滑剂的作用。
注一：吭，意为咽喉，读作HANG。
注一：《小腼纪年》记载，黔督李若星此时也带着四川总督的头衔。若是，斯时四川总督便有两位，另一位是五省督师丁启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