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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工人许思源终于作出个决定：就在当地小镇上的裁缝店里做一身中山装。
他将一只柳藤箱子打开，从里面拿出一块藏蓝色的毛华达的面料，装进一只黑色的人造革的挎包里，然后把箱盖盖上，将挎包往肩上一挎，走出了工厂集体宿舍的房间。
集体宿舍是座三层楼的楼房，座落在厂区西面的一座山岗子的半山腰上。他沿着山上的一条蜿蜒的小路走下山后，就径直朝厂区南面的小镇方向走去。
走在半路上的他，“嗨——”的一声，万般无奈地重重地叹了口气。他想，要不是跟这个倒霉的工厂一起搬迁到这个大深山里来，何至于为做一套衣服而踌躇再三。
他现在所在的L厂原本所在的地址是本省省城C市。文化革命初期，该厂的群众组织把本省的主要负责人整得挺厉害。一九七零年，该负责人复出，一纸搬迁令，就把该厂的全部人员和设备一齐发配到本省东部最偏远的大深山里的一个小镇旁。突如其来的“大搬迁”如同一场噩梦，该厂的全体职工及其家属，从一接到搬迁令开始到已在这大深山里落户后，都无一例外地一直在这噩梦中痛苦地挣扎着。几个月后，当他们身心俱损地陆续地从这噩梦中爬出来后，眼望着这四周铜墙铁壁似的重重高山，也只有“望山兴叹”的份了。最倒霉的是和许思源一起刚刚从农村招进该厂还没几个月的几十名男女知青。他们与因文化革命而产生的那笔“宿债”毫无瓜葛，好不容易盼星星盼月亮地盼到脱离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村，重新回到朝思夜想的大都市，却又被无情地甩进了这农村的大深山里。
工厂搬迁到这大深山里八年来，除了生活物资匮乏、交通不便、文化闭塞让这些城里来的人犯愁外，还有一个让他们犯愁的——那就是做衣服难。其实工厂跟前的这个小镇上就有家裁缝店，完全可以承担起这个厂子一千多职工及家属的日常所穿衣服的制做。可是这些城里人几乎都不在这个小店里做衣服，因为他们怕这个小店把衣服做成土里土气的“农民装”。因此搬迁到此地这么些年来，这些城里人总是利用节假日舍近求远地千辛万苦地上C市去做衣服，或买衣服。
尤其是一九七六年文化革命结束后的这一年多来，虽然我国在衣着穿戴方面，“老三样”——中山装、学生装、军干装，和“老四色”——黑色、蓝色、白色、绿色还占据主导地位，但是随着人们思想的逐步解放，海外文化特别是服饰文化的悄然输入，在城市里，喇叭裤、直板裤、哈服、超短裙和解放后或文化革命中几乎绝迹的西装、夹克衫，以及各种鲜艳亮丽的服饰色彩正悄悄地兴起，颇有“时有幽花一树明”的情势。城市中这种服饰文化的可喜的动态，不可避免地影响到L厂这些人在大深山心系大都市的城里人。他们更是不敢在这山乡小店做衣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