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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王朝的改革，在进入了阶段化之后，出现了若干的改革病症。实际上，改革带来了巨大的红利之外，也带来的无数的新的社会问题。赵缺日为此召开了内阁会议，与内阁议员一起讨论治疗方案的合理性。
既然要探讨社会中的改革病症，那就要仔细罗列出改革病症都有哪些。
改革的一个显着性标志，就是社会全面进入了多元化，也正是这个多元化造就了传统与现代的最大区别。
这个区别的特征，不但扩散到了社会全行业，也扩散到了民众的思想深处。行业的多元化，指的是经营类别和经营方式多种多样。传统行业模式在现代的冲击之下，并没有直接消亡，而是随着现代技术和现代经营理念的广泛应用后，传统模式照样有一部分与现代理念进行了融合，在融合之中，再次迸发出勃勃生机。在这样的生机面前，还有的是刺目的大量的传统消失和消亡。
思想的多元化，特指的是现代大宋王朝，无论是官员本身，还是社会普通民众，都受到了来自改革的全方位影响，这些影响，把传统的伦理道德和人生价值取向冲击得面目全非。
在这个背景之下，人在成长到进入社会阶段之后，幻化出了非常繁杂的人生轨迹。谈起了人生轨迹，在传统社会里，基本上是恒定的、长线的、能预估和参照的。而现在改革下的社会，除了进入了国家政权的公务员群体，其他的基本上都变成了无法知晓的、短暂的人生命运性选择。
所有你能想得到的可能性都存在，个人命运变得有些莫测。谁也不知道，明天对自己来说，意味着什么。
与之相对应的变化，是传统社会里，一眼望得到头的人生变成了多样化的可能。性格符合这样状态的人在这一过程里逐渐精英化了，可是我们要知道，大部分人都是凡人，凡人没有能力在这样的浪潮里面如鱼得水。因此随着这样的潮流，大部分人们的心理逐渐地又回归和趋向于追求安全化和平庸化生活。
安全化生活，字面上真的是很简单，可就是这么简单的字义，在现代社会里想要获得，都变得那么的艰难。
平庸化生活，一定程度上和安全化生活有重叠，但是又不完全一样。平庸化生活，在改革深化到如今的阶段，那是一种没有太多惊喜和起落的人生轨迹，在这个轨迹里，要符合这样特征的，都是大宋王朝国有化产业，或者是命脉型行业。
这些行业的主体，大部分都控制在大宋王朝若干的部委之下，属于民营企业很难涉足、不允许涉足的行业。这些行业的从业者们，大部分的生活和工作状态，都是相当稳定的。这种稳定，从另一个视觉点看待，就是平庸化。这个平庸化，特指的是人生的轨迹变化相当微小，因此也就是在这个范畴，属于高度安全的生活。
把探讨的民众生存状态这么分类，是有些粗糙。可是，这么分类主要是要解决伴随着社会化的问题。
上一章赵缺日写下的关键词句里面有：建立适度奖、惩机制，适度限制利益获取，制定适当补偿标准，尽快出台补救措施，主流媒体和非主流媒体的整顿，观念和价值的引导，为的是重建社会伦理价值。
针对性的拿出对应的措施，就不得不根究这现象背后的缘由。适度奖惩机制，这是因为过度抬高和打压改革之下的两大类典型人物显得有些不公允，这个不公允通过媒体的放大后，会影响民众对两类人的正确认知。
至于适度限制利益获取，那就是在二次财富分配三次财富分配上来调整的，一次财富分配机制，是社会性的财富流向规则。这个流向规则囊括了经营活动的方方面面，所有从业人员都在其中，企业所有者获得经营利润，企业就业人员获得对应的薪酬待遇。
在这个基础上，国家权力进行和完成二次财富分配，主要的手段就是税收和行政费用的收取。至于三次财富分配，大约可以归类为当事人在身后的财富传承。
在这三个环节上，完成社会财富的合理化分配机制，主要的目的还是要构建一个相对平衡、公平的社会。常识告诉赵缺日，社会生态需要多样性，也要把这种多样性保持向好。财富的特性，是越庞大向心力越强，强大的向心力会造成客观上的财富融合化，现代大宋王朝，真正利用这个财富的特征的，是银行业。
金融财富在某种可控状态下，是善良的、美好的。可一旦失控，那就是一头不折不扣的吃人恶兽，这种属性，行业经营过程之中，机构和从业人员多多少少都会带出来，有意识无意识的会表现出某些恶和善。
对于常人常态，这样的伤害不大，可是别忘了，社会总有阴暗角落和弱势群体，对于他们，外界条件的刺激，很大程度上都会被心里某种程度的放大，这是弱势群体最显着的一个特性。
很多人不好想象，弱势群体被不公平对待之后，因为没有良好的财富基赐生存环境，因此很多负面情绪很难有通道让他们回归正常化。日积月累，小事就会酝酿为巨祸。然后表现在社会中后，社会犯罪率明显的会逐步增加等。
这是社会不安定因素的重要来源，也是社会治理要重点兼顾的范畴。补偿标准和补救措施，除了相关联的特定环节中的人和事，其实大部分还是针对的这一个群体。因为他们想要平庸的生活都不可得，都难以实现，这是社会改革造成的，因此社会有责任承担改善他们的状态。
情理之中，莫不如是。
主流媒体和非主流媒体的整顿，观念和价值的引导，重建社会伦理价值，前提都是在上述的社会问题处理上，有着良好的措施和办法，并且在行之有效的基础上，让主流媒体不得过度解读，让社会观念正常化。
在观念的正常化之下，社会价值取向会逐渐回归正常。两者之间，是一个因果关系。因此，官员有责任只能在自己的责权范围里面，按照法度行事，但凡官员越矩，都会造成灾难，因为媒体的特性就是一个信息、资讯放大器。
社会价值取向回归正常后，重新树立的社会伦理才有可能被社会接受，因为泛指的社会都是由人构成，所有人在这个其间，如果没有正常化的社会价值取向，那么所有新的社会伦理都会被人们嘲讽，因为他们感受到的是不真实、是虚假。
说起这个，赵缺日又叹了一口气对着内阁议员们道：“是不是国家需要立法，所有官员和官员子女，一律不允许持有外籍和去国外生活和学习，不用这样极端的方式，恐怕老百姓看待我们的官员，依旧会感到虚假无比！”
“当今时下，老百姓对官员群体有着怎样的复杂心态？你们诸位可知道？而他们，对我们的官员所说的话语，除了利益相关的人，恐怕已经没人在乎和没人相信了！大部分民众，都只希望人生是平庸化的安稳，可是如今我们王朝改革之下提供的是太多的意外和未知，而我们执政者，一直在一点点的成绩面前沾沾自喜，一点都没有意识到社会问题逐渐地累积，矛盾逐步的增大！”
“如果普通民众追求人生的平庸化的安稳都变成了一种奢侈，那民众就会逐渐绝望，最后会演变成什么后果，恐怕诸位没想过吧？这是个恐怖的先兆，我们是不是该深思！？是不是应要改变！？”
赵缺日结束了自己的话语，喝了一口茶，定定地看着沉默中的内阁九位议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