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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是卢业伟和蒲永江的谈话：
卢：十一月六号的晚上，你是不是在陈怀仁家打麻将了？
蒲：是啊。
卢：在陈怀仁家打麻将的还有谁？
蒲：还有李正林和索大友。十一月六号下午，快下班的时候，索大友到屠宰场来找陈怀仁，陈怀仁就让我和李正林下班后到他家去喝酒，喝完酒以后搓几圈麻将。
卢：麻将打到什么时候？
蒲：打到凌晨三点左右。
卢：你赢钱还是输钱了？
蒲：我不赢不输。那天晚上，索大友的手气特别好，陈怀仁和李正林输了三十几块钱，李正林输得最多。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工资标准比较低，每个月也就二三十块钱。三十几块钱的输赢不能算小了。
以上的谈话记录是由陶家的社会关系图牵引出来的，让我们还回到陶家的社会关系图上来。等介绍完陶家社会关系以后，再说另外几份谈话记录。
戴顺利，陶为良的好朋友，也是小学、中学同学。年龄四十四岁，和陶为良同龄。现在在建邺区烟酒公司当总经理，下辖三个门市部，还有一个酒厂。戴顺利原来是一个剃头的，因为家境贫寒，兄弟姐妹多，为了减轻父母的生活压力，他初中毕业就拜师学艺，当了一名理发师。一九六七年，他鬼使神差地扔下剃头刀，戴上红袖标，成了一个造反派的小领导，半年后，当上了区革委会副主任，时势造英雄，戴顺利算是悟出了这句话的真谛。前面，笔者曾经提到过一个情况：陶为良的妹夫余伟杰，在晓庄师范学院当助教，为人思想激进，经常说一些不满现实，批评时政的话，还在报纸上发表过反映社会阴暗面的文章，所以，陶为良就请区革委会主任解解放喝了一次酒，并帮他换了一个大套的房子，这才使余伟杰得以脱身。现在，大家应该知道陶为良是通过谁和解解放搭上关系的了。对，就是通过戴顺利和解解放搭上关系的。
戴顺利从小不爱学习，但喜欢和学校里、街道上、里弄里的捣蛋鬼在一起混，一起耍，戴顺利鬼点子特别多，胆子尤其大，他敢闯，还不怕死，又善于见风使舵，随机应变，捣蛋鬼们都听他的。戴顺利带着十几个徐混把几条街上的人闹腾的不安生，是一个人人痛恨的魔头。无产阶级那个文化那个大革命一开始，戴顺利觉得机会来了，他领着一班狐朋狗友，开始了他的事业。这部分东西后来就成了他们的活动经费。几个月后，戴顺利被提拔成区革委会副主任。所以，戴顺利和解解放谈余伟杰的事情的时候，解解放立马答应了。
奇怪的是，在区革委会副主任干的正欢的戴顺利，在一九七二年四月成了烟酒公司的副经理，九月，成了这家公司的第一把手。一九七一年秋天，戴顺利被安排到烟酒公司当了工宣队的队长，之后，工宣队撤走了，戴顺利留在这家公司。
郝队长和戴顺利见过一次面，郝队长和戴顺利见面，不是怀疑戴顺利——以戴顺利和陶为良之间的关系，他不可能和陶家的案子有关联，郝队长找戴顺利，目的是想从戴顺利的口中寻找线索（所以，没有谈话记录，关于戴顺利的情况，是郝队长口述的），戴顺利和陶为良从小玩到大，什么人和陶为良有深仇大恨，戴顺利应该是知道的，凶手肯定是和陶为良家有深仇大恨的人，凶手肯定是隐藏在陶为良社会关系中的某一个人，深仇大恨有两种，一种是放在桌面上的，这是显性的，一种是藏在桌子下面的，这是隐性的。人对人的伤害，有时候是眼睛能看得见的，有时候是看不见的。所以，才要在戴顺利的口中去寻觅——这才是郝队长找戴顺利的真实目的。
在郝队长的印象中，戴顺利确实非同凡响，这个在混混窝里和官场上厮混过的人，混混气息和官僚做派融为一体，混混身上的流氓气和官僚身上的精明全写在他的脸上，郝队长一打眼就能看出来，戴顺利应该是在官场上颇有心得，提升很快，在官场上如鱼得水，又知道进退的角色。
但郝队长没能从戴顺利的口中寻觅到任何有价值的信息。，戴顺利提供的信息没有超出郝队长之前掌握的信息。
唐旭东，陶为良的高中同学，年龄四十五岁，比陶为良大一岁（初中的时候，曾经留过一次级）现在是曙光电影院的经理，陶为英和戴顺利都提到了这个人。原因有两个：第一，唐旭东和陶为良走得很近，陶为良曾经帮唐旭东换过一套地段比较好的大房子。唐旭东经常请陶为良单位的人看免费电影，陶为良的老婆和两个女儿都喜欢看电影，只要唐旭东的电影院有新片上映，唐旭东就会送电影票给陶家；第二，唐旭东和陶为良在读高中的时候曾经有过一段恩怨。这段恩怨曾经使两个人反目成仇。在读高二的时候，唐旭东喜欢上班上一个女同学——是中途转来的同学，这个女同学的名字叫胡小蝶，父亲是转业军人，母亲是随军家属，唐旭东千方百计，想方设法接近和讨好胡小蝶，可胡小蝶就是不搭理唐旭东，在班上，她和陶为良走得很近，陶为良的父亲也是转业军人，所以，他们俩有共同的语言。胡小蝶不但和陶为良关系亲密，班上不管有什么样的活动，只要陶为良参加，胡小蝶就参加。一次，唐旭东拿两张电影票约胡小蝶看电影，唐旭东不爱学习，专干调皮捣蛋的事情，还经常向漂亮女孩子献殷勤，胡小蝶很看不惯他，之前就已经向唐旭东明确表明她的态度。所以，胡小蝶当着唐旭东的面把电影票撕了，可第二天，胡小蝶拿了两张电影票约陶为良看电影，而且还是当着唐旭东的面。陶为良并不知道胡小蝶拒绝唐旭东的事情。
这样一来，唐旭东就认为是陶为良横在了他和胡小蝶之间。
一天中午，唐旭东直接找陶为良挑明，说他喜欢胡小蝶，希望陶为良离胡小蝶远一点。陶为良毫不示弱、针锋相对，他还说了几句让唐旭东几乎发疯的话：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你也配追求胡小蝶，我会离胡小蝶远一点，但绝不会让胡小蝶跟你好。即使天底下的男孩子都死绝了，胡小蝶也不会看上你。这些话是陶为梁当着班上同学的面说的。不仅如此，很快，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唐旭东的母亲因为犯贪污罪坐牢的事情，这件事情，只有陶为良知道，唐旭东断定是陶为良说出去的。这算是戳到了唐旭东的痛处——唐旭东是从别的学校转来的，他母亲的事情犯了以后，他在原来的学校呆不下去了。从此以后，唐旭东和陶为良保持着一般的同学关系——班主任老师知道两个人的矛盾以后，找两个人谈了话，并将他们的手搭在一起，为了应付老师，唐旭东和陶为良假装和好，但心里面一直在记恨陶为良。
既然唐旭东一直在记恨陶为良，为什么后来又成为好朋友呢？
郝队长了解到的情况是，陶为良是区房管科科长，唐旭东是曙光电影院的经理，两个人的手上都有一点用来交易的筹码，房子是衣食住行中非常重要方面，人的社会地位，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都能从房子体现出来，唐旭东自然有求于陶为良，成人的价值观和学生时候的价值观是不一样的，成人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时候，更注重理性，唐旭东的手上有电影票，这正是陶为良所需要的，它的价值不仅仅是老婆和两个孩子看到刚上映的新电影，在与其他社会成员的接触中，电影票也是不错的媒介，这种媒介很容易被人接受。
既然提到唐旭东，那我们就顺便看看郝队长和唐旭东的谈话记录。
郝：你和陶为良的关系怎么样？
唐：很好啊！
郝：怎么个好法？
唐：我们曾经是高中的同学，我家住的房子是陶为良帮助调换的，我在电影院当领导，陶为良单位的职工、他老婆和女儿经常到我们电影院看电影。
郝：我们听说你们在读高中的时候，曾经为一个叫胡小蝶的女孩和陶为良结了仇，有没有这回事情呢？
唐：不错，是有这么回事，那时候小，不懂事，步入社会以后才知道那不叫事。
郝：已经读高中了，不能算小了。这时候，个性已经形成，思想也日渐成熟。如果单单是为一个女孩子争风吃醋，确实不叫事，可陶为良暗地里泄露了你母亲坐牢的事情，这就不能算是小事情了。因为你母亲的事情，你已经转了一次学，要不然，你也不会和陶为良成为同学。
唐：你们连这件事情都知道啊！你说得对，一段时间，我心里确实愤愤不平，有时候恨的咬牙切齿，我也曾想找几个朋友修理修理陶为良，可我还是忍住了。
郝：为什么？
唐，我母亲已经那样了，如果我再出事，我爸爸怎么办，我下面还有两个妹妹，她们又该怎么办。家里面经历了母亲的事情以后，已经再也经不起折腾了。事情过去了这么多年，随着岁月的流逝，有些事情也该想明白了。就是因为想明白了，我才和陶为良摒弃前嫌，自从和陶为良调整好关系以后，我的心里就敞亮多了。
唐旭东终于承认高中时候发生的事情在他的心里烙下了很深的印记。
郝：你调整和陶为良的之间的关系，会不会是你施放的烟幕弹呢？目的是找机会接近陶为良和陶家。你刚才也说了，你经常送电影票到陶家去。
唐：我是经常送电影票到陶为良家和他的单位去。我承认，过去，我是和陶为良结了仇，我也说过要削了陶为良的狠话，但我的心里面从来没有产生过杀人的念头，为了小时候结下的梁子杀人，我的心胸还不至于那么狭小，杀陶为良一家四口，就更不可能了。一命抵一命的道理，我还是懂的，陶为良只是坏了我的好事，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他既没有伤我的筋，也没有动我的骨，只是让我心里有点过不去罢了，我凭什么要杀他全家，而且是在过了这么多年以后才动手。这在道理和逻辑上都说不通。我的话，你们肯定不会相信，这样吧！你们告诉我陶家四口人出事的时间，说一个时间段就行。我能说清楚，很好，如果说不清楚，随你们怎么处置。
郝：你把十一月六号夜里的活动轨迹说一下。
唐：十一月六号夜里的活动轨迹？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
郝：从十一点到凌晨一点。
郝队长将时间放宽了一个小时。
唐：七点半到十一点，我在电影院，六号晚上播放的电影是《南征北战》，连放了三场，中间间隔十分钟，每次播放一个小时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