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坚信（下）

县防疫站有个胡乃建医生，平日里衣冠楚楚，举止文雅，一口上海话，戴着深色边框的近视眼镜。年龄已经超过三十岁了，谈了好几个对象都未成功，这次终于在林场找到了一个南京下放工人。春节回上海结婚前，还特地到医院来发喜糖，大家都为他高兴，表示祝贺。谁知上海的婆老太看不起这个出生扬州的苏北姑娘，对媳妇横眉竖眼、指桑骂槐、恶语中伤，严重影响了他们的夫妻关系。僵持一个阶段后，他俩又重归于好。今天下午，胡医生带着妻子来医院看病，主要是桃子吃多了，有腹泻症状，考虑她怀孕在身，我配了些黄莲素片给她服用，胡医生说：“张医生，是不是再配些镇静剂给我们带回去？”我说：“没有必要吧！她现在主要是止泻，孕妇用药还是谨慎些好。回家多喝水，先观察观察吧。”“那好吧。”说完后，配了药就走了。当晚正好我值夜班，十点多钟胡医生一个人又来了。他说：“服药以后腹泻未见明显好转，而且是神思恍惚，还是请你配些镇静剂给我吧。”我说：“胡医生，她不是烦躁不安，而是恍恍惚惚，就更不宜用镇静剂，反正你们住处离这里不远，还是把她送来住院吧！”他怏怏不乐地走了。我把病床准备好了等待他们，可是，直到第二天也没有见他妻子来就诊。我满心意为她病已经好了。

五天以后，高医生从县城回来，神秘的对我说：“你知道我在汽车上碰到谁？”我说：“你认识的人可多呢，我怎么能猜中？”他说：“防疫站的胡乃建。”我急忙问“他妻子的裁了吗？”他低声说：“死了。”“啊？怎么回事？”我十分惊讶地问。高医生告诉我，原来是这么一回事。高医生在车上见胡乃建拎着个红布包好的方盒子，便问：“大热天，你手里提的是什么东西？”他把手一抬，轻描淡写地说：“是我老婆。”高医生漫不经心地说：“开什么玩笑？”他认真地说：“我骗你干什么？是我老婆的骨灰。”高医生惊讶地问：“什么病？什么时候死的？”他说：“那天到你们医院就诊，小张配的黄莲素服用后，病情未见好转。我就带着老婆到常州去看病，没有住到院，就找了个旅馆住下来，第三天夜里，她突发心肌梗塞。救护车送到医院，已经完全失去抢救的价值，只好送往太平间，我只得今天早晨送往火葬仇化。现在，我要把她的骨灰盒送往她单位去。”高医生惊诧地问：“小陈的尸体停在太平间时，你通知她单位没有？”“没有。”“她家属中谁去的？”“没有人去。”高医生追问：“是他们不愿意去？还是你根本就没有通知？”他满不在乎地说：“嫁出门的闺女，泼出门的水。她是我老婆，我有权作主。”高医生十分惊愕，片刻后用手指着他说：“你这家伙要大祸临头了。好端端一个人死了，单位不知道，亲属不知道，就被火化了。你这是毁尸灭迹，懂吗？人家告你谋杀妻子，你怎样洗脱自己的罪名？”他摇头晃脑地说：“不会吧，我为什么要谋杀自己的妻子呢？这不是没话找话讲吗？”高医生为他担忧、为他着急，说：“我把话放在这里，不信你试试看。”二人不欢而散。

高医生真是料事如神，林场职工得知小陈去世的消息，群情鼎沸。绝大多数人都认为这事太不正常，必定其中有诈。不约而同都去质问这个胡医生：“好好一个人，陪同你走路离开林场的，怎么变成了一个骨灰盒？你不老实交待，革命群众饶不了你。”“你说，她究竟是怎么死的？”胡乃建吞吞吐吐地说：“她是突发心脏病，心肌梗塞。这个病是来不及抢救的，县总工会主席就是这个病死的，还有……”没有等他把话说完，职工们争先恐后地说：“我们不管别人，只问你，小陈是怎么死的？”“你说她有心脏病，十天前，她怀着孕，和我们一起在茅山顶上劳动，也没有发心脏病。”“为什么你带她到常州看病不住院？”“你自己是医生，为什么不抢救？”“她是我们单位的职工，人死以后，你为什么不通知我们单位？你是作贼心虚。”“单位和家属都不知道，你就把她火化了，这叫毁尸灭迹。你不要以为现在搞文化大革命，无人管你，告诉你，这事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对，不能让小陈不明不白冤屈死去。”“不能让她做冤死鬼！”面对群众的呼声，胡乃建哑口无言。在群情激愤的压力下，当时的革命领导小组也组织人员进行调查，忙了一个多月，负责调查的人说：“这件事很难查清，好有一比，斗大的馒头，无从下口。”便不了了之。

事隔一年多了，胡乃建拿着国家发的薪金，逍遥自在，听说又找好对象准备结婚。我对此事也渐渐淡忘了。一天，突然有位中级法院的何法官找我谈话，我非常紧张，心慌意乱，什么时候又惹上官司了？何法官和蔼可亲地说：“你不要紧张，我来找你是核实一些情况，请你协助我们破案的。”这样一来，我才松了一口气。他问：“你还记得胡乃建的妻子突然死亡这件事吗？”我说：“记得。可是，她们单位没有查出什么证据，就停下来了。”他说：“单位是停下了，可是，父母失去女儿是痛不欲生，他们把胡乃建告到了中级人民法院。看到案卷后，我主动请战，负责调查此案。据说去常州前找你看病的，把当时情况反映一下吧。”我说：“他妻子是因吃桃子过多拉肚子来就诊的，考虑她怀孕在身，我只配了些黄莲素片口服，他提出配镇静剂，我没有同意。晚上他又来要求配镇静剂，又遭到我的拒绝，第二天，就带着妻子到常州去了。”没想到何法官没等我把话讲清楚就说：“你拒绝配镇静剂是对的。根据各种迹象表明，他就是用安眠药害死妻子的。我查到了他住过的旅馆，并且找到了住在他们隔壁的旅客。这位旅客反映了重要情况，事发当日中午，他和死者讲过话，他问她：‘你丈夫自己外出，也不带你出去玩玩？’她回答说：‘还玩呢！我都要死了。昨晚不知道给我吃的什么药，我头晕目眩，站都站不动。’当晚他们房间里悄无声息，直到拂晓，胡乃建才慌慌张张去找服务员，下楼梯时还摔倒了，说他老婆心肌梗塞，敢快叫救护车。我又找到开车司机，那司机满腹牢骚地说：‘这件事情倒霉透了，我给急症医生骂了一顿，说我就是拉了一具尸体回去，就直接送到太平间了。再加上你反映的情况，我更加自信不疑，死亡原因是安眠药过量。”简直骇人听闻，还真是他杀害了自己的妻子，我险些成了他的帮凶。由于何法官临行时对我说：“马上就要水落石出，要通过法律程序逮捕他，所以，今天的谈话你必须保密。”“我保证，我以医生的人格担保。”一个星期后，胡乃建被捕了。是在一个批判大会上，主持会议的人，突然叫到他的名字，他站起来时还摆出一副绅士风度。不慌不急，扶扶眼镜架，整顿衣裳起敛容。当宣布：“把杀人犯胡乃建押出去！”他瘫软在地，像一条抽去脊梁骨的赖皮狗。一个文质彬彬的人，竟然是个杀害妻子和亲骨肉的刽子手。入狱后他交待：在我这里没有配到安眠药，就往常州去，在十多个药店，用不同的假名字，买到了足以致死的药量，当晚又骗她服下，故意等到尸冷后才假惺惺地叫救护车。他自意为事情做得天衣无缝，万无一失。他不知道社会上虽然乱，人民军队仍然是钢铁长城，专政机构仍然有大量忠诚卫士在坚持战斗。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杀人犯胡乃建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幸运的是自己没有被套进去，如果我当时一犯迷糊，认为都是医生，又是熟人，多开些安眠药给他自己掌握吧！出事后，他完全可能栽赃给我，说我用药过量而致死。也许，这就是他的预谋，我真感到后怕。我告诫自己：以后在原则问题上更要坚持不懈，开每一张处方都要慎重从事。

文化大革命斗来斗去，“走资派”被打倒，“造反派”夺了权，到了一九六八年春天，各地纷纷成立了革委会。人们总算松了一口气，指望着在革委会的领导下，快快落实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指示。我父亲显得特别高兴，写信来说：终于盼来了复课闹革命，可惜学校的桌椅，在打砸抢时，损坏过半，我准备到林场去卖些树木，把课桌俢理好，顺便去看看你们。我很高兴，第二天，请供销社卖肉的老顾，留了一元钱猪肉，一斤三两重，红烧正好一大碗。“好香的肉肉！”四岁的女儿虽然馋涎欲滴。可是，听说留给外公来吃，尝了一块，不再要吃了。盼呀盼，谁知第四天晚上，突然接到叔叔打来的电话说：“你爹出车祸了，明天一早赶到他学校去。”真是晴天霹雳，“为什么去学校？为什么不去医院？”我急切追问，可是，对方挂机了。那时的中心小学也没有一台电话，电话是从县邮电局的公用电话亭打来的，无法再联系了。为什么不到医院，要到学校去，难道只是为了处理纠纷？不，爸爸身为一校之长，完全能处理好自己周围的事情，难道他已经失去这种能力？我不敢往下想，不祥和恐惧笼罩着我。好不容易接通了丈夫单位的电话，和他约定在县汽车站会合。

这个夜晚，特别漫长，我彻夜未眠，脑海里全是父亲的影子。他上课时快速擦黑板的样子特别清晰，我理解他，他是在争取时间，想对学生多讲一点知识，把课讲深刻一点。奶奶说：“你阿爹逃难出去，回来时也像个逃荒的，没有带一个像样的东西回来，三个人到家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还是我请了个裁缝，全家帮忙赶做好新衣服过的年，你还记得吧？”奶奶的话我还记忆犹新。父亲生活很节俭，工作一贯勤勤恳恳，兢兢业业，治学很严谨，升学率在全县名列前茅。方志敏说过，“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也是父亲的优秀品德，他一个很灵活的人，怎么会出车祸呢？记得文革初期我写信给他，要求他一定要相信群众相信党，正确对待群众运动，他戴高帽子游街、开批判会都熬过来了，现在成立各级革委会，形势一派大好，都复课闹革命了，还会有什么事？……

到了学校，才知道父亲死于非命。他昨天下午去参加他辅导区里一位老师的批判会，散会时，造反派头头通知：“晚上在中心小学校继续开张占鳌的批判会。”大概父亲意识到晚上日子难熬，在回校的路上，自己钻到一辆大卡车的拖车下被压死的。原来是革委会成立后，仍然以阶级斗争为纲，狠抓清理阶级队伍。要揪出隐藏在革命队伍里的叛徒、特务。这样一来，凡是解放前的旧人员都当特务斗；参加过地下工作，特别是曾经和组织失去过联系的，都当叛徒挖。父亲属于旧人员，在劫难逃。批斗时要他交待特务组织和活动罪行，这子虚乌有的事，他是不会给自己头上扣屎盆子的。就被上吊坐飞机，在批斗了一个晚上的第二天，上午还坚持上完两堂算术课，下午便永远离开了他站了三十多年的讲台。

父亲的死，被公社革委会定性为对抗运动、自绝于人民、畏罪自杀、死有余辜。围观群众三三两两，都在窃窃私议。有位家长乘我上厕所时，愤愤不平对我说：“要找他们！前天夜里，把张校长吊打到天亮，我儿子回家说：张校长上课往黑板上写字时，手都举不起来，总是左手托着右手，粉笔也抓不住，掉落了几次，看他弯不下腰，前排的同学，都抢着帮他捡粉笔。你们……”见一教师走来，欲言又止，慌忙离开，我只能投以感激的目光。在会议上，我也只能当众表态：“父亲的死，是因为他没有认真学习毛主席的着作，没有做到相信群众相信党。没有正确对待群众运动，自绝于人民是错误的。我们和他划清界线，决不为他鸣冤叫屈。我坚定不移地相信群众、相信党。一定和革命人民站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总算赢得公社革委会主任的肯定：“这个表态很好，立场坚定，旗帜显明，欢迎你站到革命群众这边来。”也有人在背后说：“识时务者为俊杰。张占鳌的姑娘不笨，是个聪明人，识相得很！”“哼！不识相？试试看，要是废话啰嗦，把她的饭碗也砸掉。”

父亲的遗体就要运往火葬场了，一位心地善良的教师问我：“张校长马上就要拖走了，你是不是去看一看？见最后一面吧！”我又一次噙住了眼眶里的泪水，狠心地闭起眼，摇摇头，“不看了。”我知道，如果亲眼见到生我、养我、培养我的父亲的那具惨不忍睹的尸体，无论如何也克制不住自己的眼泪。流泪，本来是人体的正常生理反应。可是，此时此刻，我的泪水，无形中已着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在这众目睽睽之下，我只要有一颗泪珠夺眶而出，那么，刚才的表态就会前功尽弃，功亏一篑。我只想赶快离开人群，我挺着六个多月的身孕，冒着雨，踩着泥泞小道，不顾一切地奔向公路。在这里，我可以等候着运送父亲遗体的板车；在这里，我可以任凭泪水和着雨水流淌；在这里，我似乎看到父亲仍然站在黑板前讲课，他快速擦黑板从不顾忌呛鼻，更想不到粉笔灰吸多了会影响到自己身体健康。爸爸，今后，你也不必再吸粉笔灰了，你安息吧！为了年老多病的母亲；为了年幼的弟妹；为了这个家；为了生存；我不得不这样做，你要谅解女儿的所作所为。爸爸！你能感应到女儿心灵深处在乞求你的宽恕吗？

父亲的死，影响很大，是死有余辜。必须在全公社范围内批透批臭，肃清流毒。有位老师慢条斯理说了这么一句话：“这个张占鳌钻到卡车拖箱的轮子下，他是不想害驾驶员！”立刻有人责问：“难道他是好人吗？你敢为他鸣冤叫屈？”不由分说，也被批判了三天三夜。父亲的批判大会开到了他呱呱坠地的村上，虽然声势浩大，发言的人并不多，倒是有一个人非常引人注目。那就是和父亲挤在一张床上睡了一年，重读六年级的侄儿，因为他初中毕业后父亲帮助他进入了教师队伍，现任造反派头头之一，也就是他指责学校老师：“你们都是保皇派！那个张占鳌不好拖出来斗斗？”今天是他在主持这场批判会，是他领着高呼口号，多么精神抖擞、意气风发！可怜我九岁的弟弟也坐在小学生的队伍中，低下头、含着泪、举起小拳头、跟着他呼喊打倒自己死去的父亲，即便如此，还是没有划清界线。从此以后，他经常被人以“打小反革命！”的名义，被打的鼻青眼肿跑回家。无独有偶，不久附近发生了一期反革命标语，也是这个侄儿，指着弟弟的名字，对公安人员说：“他是反革命子女，头号怀疑对象。”殊不知这位公安人员是父亲的学生，他不相信这会成为事实，认真细致分析案情，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后，终于排除了弟弟的疑点，澄清了事实，也为我们这家人松了一口气。

六九年，解放军对县革委会实行军事管制后，清理到父亲的案子时，在全县教师的**思想学习班上宣布：“张占鳌维持原来一般政治历史问题的结论，他的死是对运动不理解。”然而，还是这个侄儿，对此结论表示不满，带着两个人去找军代表论理，那位军代表言正词严地说：“你们想怎么样？人都给你们整死了，你们还要怎么样？”他们灰溜溜地走开了。得知这个消息后，妹妹说：“我想不通，中国人都信奉滴水之恩将涌泉相报，阿爹对他那么好，他恰恰相反，恩将仇报，还要把我们子女置之死地而后快，这是为什么？”我说：“皓月！你虽然喜欢演戏，可是，你不知道社会就是个大舞台，各种思想无不登台表演，就让他自己看看自己的拙劣表演，自己教育自己吧！我们做人一定要宽以待人，严于律己，与人交往一定要牢记恩情，忘掉冤仇。这样，我们的朋友会越来越多，遇到困难就会有很多人心甘情愿的来帮助我们，千万不能像某些人，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

父亲去世后，家庭失去了生活来源，照顾全家我责无旁贷。我很策略的把女儿带到身边，让母亲参加一些劳动，主要是和群众打成一片。也可以增加一点收入，尽管一天只记她三分工，总比一分没有好。暗地里我挑起了这副经济重担，林志远还好，没有什么意见，有时自己手头一紧张，也难免叽咕两句：“你们家这个状况，什么时候是个头？真是个无底洞！”人在矮屋檐下，谁敢不低头？我只能这样回答他：“毛主席说，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可宝贵的，在党的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我们天天学习毛主席的着作，就要有解放全人类的胸怀，如果自己亲人有困难都不管不问，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这样的人，能有共产主义思想吗？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吗？林志远！你如果不照顾我家庭，天天给我吃鱼吃肉我都吃不下。反之，你帮我把母亲和弟弟、妹妹照顾好了，我吃糠咽菜、苦死、累死也甘心情愿！”他回答：“我就是说说而已，谁说不照顾？反正我们工资到手，富不到三天，穷不到一个月。大不了是吃光用光，带着老婆逃荒！”他这样逗我，虽然笑不出来，心里总是一个安慰。确实如此，五号发工资，到二十五号就眼巴巴盼下个月的五号。人民生活好了，这几年人口急骤增长，毛主席曾经指示：“人类应当学会控制自己，做到有计划生育。”当时计划生育的口号是晚、稀、少。身为医务人员，应该模范执行，可是我这个人就是不争气，总是事与愿违，我生了孩子六个月就放上节育环，放环的人百分之九十九都很好，偏偏我戴环怀孕。为了照顾家庭，生了第二个姑娘后，我毅然决然做了绝育手术。

医院的清理阶级队伍也是人人过堂，查祖宗八代。于院长，参加志愿军，赴朝作战负过伤，转业前一直是在部队的，叛徒特务实在不占边，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的入党志愿书遗失了，入党介绍人又牺牲了，被扣上假党员的帽子，继续审查。俗话说，斜不压正。于院长的军人气质很叫钱万富他们害怕，即使是在医院劳动，也不能让他们随心所欲，便想方设法把他支到县“五七干校”劳动。其它医生和护士，有的在医院监督劳动，有的下放农村劳动，这样一来，人员减半，公社革委会的有些人，就想方设法将自己的诸亲六眷，安插进医院这个吃国家饭的事业单位。凡有一点文化的，安排到药房、产房、护理，一字不识的好当炊事员，“不会可以学，一定要无产阶级来占领这块阵地。有文化，有技术，有什么用？他们搞的是资产阶级那套，和我们走的不是一条道。”这是他们的惯用语。这年头，真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夫荣妻贵。而群众私下都说：“这倒好了，好医生去当泥腿子了，这医院谁敢进？被看死了还没处申冤呢！”我是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与叛徒特务实在挂不上钩，地主成分也被吴部长澄清了。在老赵面前煽阴风、点鬼火又没能成功，查来查去，只好以反革命子女必须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借口，把我列入下放劳动首批成员名单。还好，林志远他们县农林局的干部大都下放到东进林场，我也到那里去接受再教育，从此结束了我们两地分居的生活。这真是，“人有逆天之时，天无绝人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