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磨炼

我参加一连讨论，他们斗争对象是一个五十多岁的高个子男人，叫他弯腰九十度站在中间。主持会议的男知青问话：“你到金牛洞去发过几次电报？”“我没有呀！”他一副委屈的样子。主持人说：“不老实。你在国民党军队是干电台的，你是伪装投降，潜伏下来的。那敌台电波和信号弹，全与你有关，快老实交待。”他哭丧着脸说：“我确实没有，下班后，我从来不到哪里去。”“你不要自作聪明，你的行动，我们早就注意了。”“你以为我们基干民兵是吃干饭的吗？我们让你自己交待是在给你出路，不要执迷不悟。”“对，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还不快快交待？”“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是党的政策。”你一句，他一句，在场的解放军表示很满意，“对。大家一定要捉住线索，一追到底。”得到鼓励后，发言更热烈“你有时躱到山洞去发电报，晚上在家听回音，对吗？”“没有。”“我问你，你天天晚上耳朵上挂一个东西，干什么的？”这位老工人的揭发，使所有的人大为震惊，“快讲。”“快交待。”“不老实，砸烂你的狗头。”“那，那是耳机！”高个子声音在颤抖，一个知青说：“收发报当然要用耳机。”“不，不是发报机，是收音的，我自己装的三级管。”他认真而胆怯地解释道。“啊？你收听敌台？”“快把敌台交出来。”“快把电台交出来。”愤怒的吼声，吓的他双腿直打抖擞，仍然哭丧着脸：“坏了，早坏了。”“不老实。”一个小青年，冲上去，一把抓住他的头发，顺手按跪在地。批斗气氛越来越激烈。

林志远被分到三连，并担任记录，地点在解放军做仓库的旧营房里，这次借用作为男宿舍，土墙上芦杆子门窗已破烂不堪，人走进去感到八面来风。这寒冬腊月，雪花从每一个缝隙往里钻，带进了逼煞人的寒气。一个个冻得坐在床沿边直跺脚，谁也不发言，主持会议的是新来的知青陆飓，由于他在校是造反派头头，而被军、工宣队重用。他让不承认自己是叛徒的徐卫国站在门角落的粪桶旁，这人个子不高，穿着一件旧棉大衣，一根粗草绳紧紧系在腰部，阵发性咳嗽，使他弯腰驼背卷曲在那里。咳嗽刚刚停止，又立正站好，可是，男人小便冲进粪桶的尿臭，又熏的他剧烈咳喘。此时此刻，陆飓有点不耐烦了，高吼：“徐卫国，过来，阿莫尼亚气对你大脑皮层够刺激的吧？”他佝偻着腰，慢呑呑地往人群走近。“想清楚了吗？那次茅山新四军被围困，是不是你出卖的？”他用右手手掌抹去挂在鼻唇沟旁的鼻涕，回答说：“我确实没有，那时我随部队北上了，根本就不在家。”说完，又是一阵剧咳，屁都挣出来了，陆飓说：“看你这副狼狈相，像什么样子？”徐卫国感到莫大的委屈，提高了嗓门：“你这是什么话？我这气管炎，还不是打游击时衣衫单薄，野外宿营，饱一餐，饿一屯的，硬是苦出来的呗！”陆飓严肃地说：“不是忆苦思甜的时候，现在问你，出卖了几个革命同志？”徐卫国回答：“没有。”陆飓又说：“讲不讲？给你一分钟时间，再不讲，别怪我不客气。”此间，一个绰号“风向表”的林场干部说：“老徐，你身体又不好，形势摆在这里，有什么问题，赶快交待清楚。”徐卫国用力把头一低，象是下了最大的决心，“我说，我出卖过。”陆飓为此振奋，忙问：“几个？”“三个。”“不止。”“五个。”陆飓发怒了说：“不老实，你以为少说点就没罪啦？我告诉你，出卖一个，也是叛徒。”徐卫国说：“好，我讲，十六个。”“何止十六个？”徐卫国反问：“是，是不是三十六个？”陆飓暴跳如雷，“问我？你个老东西，给我放老实点，不要像挤牙膏似的，挤一下，出来一点。”“你究竟要我讲多少？你讲多少，我就承认多少，总好了吧？”这时，陆飓才领悟到徐卫国的招供，实质上是一种强烈的反抗，他从刚才的占占自喜中清醒过来，好像受了侮辱似的，蓦地站立起来，走到徐卫国面前，啪！啪］狠地打了两个耳光。“你耍花招，欺骗革命群众，罪不可恕。”鲜血从徐卫国的嘴角向下滴，老职工大都低下了头，林志远告诉我说：“实在看不下去，我的心在颤抖。”

住在隔壁的姑娘们一回到宿舍，就争先恐后讲述自己组里的新闻。一个说：“我们组里斗的是个干部，还是党员，又是革委会成员。他当过国民党兵，现在怀疑他是潜伏特务，混进革委会的坏人。而他自己说是被抓壮丁抓去的，只当了三个月的国民党兵，是利用站岗的机会，偷偷逃跑回来的。可是，有谁相信呢？”另一个说：“我们组里才有意思呢！斗的也是个干部，就是那个下巴上有一颗痣的，说他有一天，对着毛主席的画像深深鞠一躬，然后说：痣呀痣呀快快移，移到中间当主席。现在批判他是想当国家主席的阴谋家、野心家。说他散布反动言论，否定毛主席的丰功伟绩。有人质问他，难道毛主席就凭这颗痣，当上国家主席的吗？”“还有这种事情，真有意思。”“是开玩笑吧！”“这种政治性玩笑能开吗？”又有一个尖声喊叫道：“你们揪的是开玩笑的，我们组里是揪的是个吹牛的生产队长，档案里记载了在解放前参加过新四军，还上交过一支枪，也派他去过上海。现在问他：到上海去干什么？后来又怎么会和部队失去联系的？你们猜想他怎么说？他说，我又不识字，那表格是别人帮我写的，他问我去过什么远的地方，我说去过上海。又问去上海干什么？实话说，我是去向堂姐借钱的，她看我穿得破衣破衫的，骂我像瘪三样的，借钱这事情还敢说出口吗？我就回答是跑出去的，给她骂的一文不值，我气的就跑回来了。我听说填表是要定工资，心想，解放前参加过革命工作，总能多定点工资吧，就编了几句瞎话，不晓得这东西到今天还在！”她那模仿的语气和神态，逗得大家哈！哈！哈！哈！捧腹大笑，笑得气都喘不上来了。

就这样，一天天的排查，这个连，排其它连队的事，其它连，也在排别的连队；你揭发他，他揭发你；事件越排越多，情况越来越复杂，牵涉的面越来越广；渉及的人越来越多，一批又一批的被关进牛棚。田主任操着一腔山东口音，在大会上说：“运动正向纵深发展，这次清队工作，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你就是吹牛，也要把牛牵出来，决不让牛跑掉！”就这样，搞的人人畏首畏尾，个个疑神疑鬼。工人之间相遇，头一低擦肩而过，甚至碰破鼻子不讲话；有些人走路时，都偷偷回头看看，深怕有人跟踪。

数九寒冬，天上飘起鹅毛大雪，给大地换上了新装。举头四望，到处是雪嵦嵦、白茫茫，树枝被折断，竹林被压倒，白的刺眼，白的荒凉，白色恐怖笼罩着林场。晚饭前，我冒雪去小商店寄信，看到王文国买了一瓶白酒，塞进右臀部的裤子口袋。出门后，一个小知青全神贯注盯住他屁股上鼓鼓的东西，一个匆匆走，一个紧紧跟。王国文，一个自称是二十五公岁的乐天派，曾经跨过鸭绿江，成为最可爱的人，转业后，当过公社书记，是个能说会写的人。接到通知：再过两天，就要在全场职工面前“亮相”。他想：什么“亮相”？就是检讨呗，可这检讨书，思前想后没法写。点我“三类班子”，我包庇重用了什么阶级敌人？全场几百号职工的政治面貌、思想情况、工作表现，哪一个不是了如指掌？现在牛棚里关上四十多号人，绝对没有一个叛徒、特务、反革命。天天关起门来开会，春季造林怎么办？面对目前的一切，作为一个党员，真是老革命碰到了新问题，不能再失眠了。于是，他想一醉仿休，正当他回到那暗黑胧胧的小房间里，掏出那瓶二锅头，斜躺在被子上，咕嘟咕嘟喝得来劲的时候，突然，几支电筒亮光齐齐射来，“站起来。”是田主任的声音，见他亲自出面，知道事情非同小可。王文国在部队是个侦察员，能应付各种复杂场面。可是，面对今天的突然袭击，确实使他措手不及，跃起一个立正，酒瓶还提在手上。“好呀，想酗酒行凶？对不起，先委屈你一下。”田兴华说完又呶呶嘴，说：“搜！”两个小青年翻箱倒柜，一无所获。“老实交待，你有什么凶器？”“我窝藏凶器？”王文国惊异地问。“手榴弹藏哪去了？”王文国无可奈何地摇摇头。“一刻钟前有人发现的。”“哈！哈！”王文国的冷笑是极大的讽刺，也是郁闷的发泄，灰谐地说：“一刻钟前，我把手榴弹塞在裤兜里。”“对，对。快交出来。”他指着酒瓶说：“就在你们眼皮底下。”难道是它？小知青把酒瓶重新塞进王文国的口袋，然后，从后面，又从侧面端详了好大功夫，才向田兴华点点头，“走。”田兴华一声令下，全跟在屁股后面走了。执腾了一番，小屋里形单影只的王文国，真正体检到：人在矮沿下，谁敢不低头？他愤然而起，把剩下的酒一饮而尽。

王文国的亮相，群众认为检查深刻、触及灵魂、并在灵魂深处暴发革命。而田兴华他们，却说他的检查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必须重新检讨。然而，又说他的检查一次比一次更不像样。牛棚的人，轮番揪出来批斗，会议日以继夜的开不完。腊月二十七日，田兴华宣布：过一个革命化春节。职工私下议论纷纷：“天天开会，天天斗人，就是革命化？”“小两口天天见面，就是不能一床睡觉，就是革命化？”“这文化大革命哪一天结束？”“文化大革命万岁！你没听到？哪里会结束？”……正当大家不抱希望的时刻，突然通知：放假两天。关进牛棚的人，一律不准回家。其它工区、护林站的同志都不怕路隘林深苔滑，连夜赶回家。我也把妹妹送来的鱼肉烧好，准备苦中作乐过个年，可是，年夜饭还未吃到嘴，集合的哨声又响了。我俩都不敢缺席，没办法，大女儿先吃饭，小女儿先睡觉，小小半导体放在耳边，让她听听音乐，也就不哭了。

大会堂的主席台上放着两盏煤油灯，灯光被四面来风吹得忽闪忽闪的，凳子上稀疏坐着四五十个人，有点阴森森的感觉。陆飓主持会议，批判对象就是那个下巴上长痣的干部老穆。他宣布：“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今天这个紧急会的内容是抓住阶级斗争新动向。哪里发生，就要在哪里把它打下去。因为事情就发生在刚才，所以立即召开这么个会议，进行批叛，肃清流毒。老穆，你自己坦白交待吧。”老穆中等身材，络腮胡子，四十来岁，穿了一套四口袋的退色军装，镇定自若地站在主席台旁。他说：“毛主席教导我们：大风大浪并不可怕，人类社会就是从大风大浪中发展起来的。今天的事情是这样的，俗话说，人逢佳节倍思亲。这放假，我们待查队的不放，老徐家老婆等不到丈夫回家，就送年糕、园子来了，我触景生情，就随口啍了一句歌：可怜我这孤儿，飘流四方。管制我们的民兵排长说我不该唱这歌，我自己也不知错在那里，就被拖来批斗了”啪！陆飓把桌子一拍，十分气愤地站了起来，“你老穆真是毛屎坑里的石头，又硬又臭。你真不知道错在哪里吗？你在装傻，你唱形容旧社会妻离子散的歌词来应征目前的处境，是变本加厉的发泄对现实的不满，对新生革委会的不满，也就是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不满，你这种情绪由来已久，是非常反动的，是极其危险的。希望大家结合他平时的反动言论，狠批猛揭。”冷场片刻，还是那个民兵排长打开了僵局，他说：“老穆，今天，不是我和你过不去，你说，你唱什么歌不好，偏唱这首歌。我不是也赔着你们，没有回家吗？你是乌鸦嘴，开口便是祸。你是怎么关起来的？还有，那天，我叫你好好表现，争取早点解放出去。你回我说：我四九年就被党解放了，还要谁来解放我？反正，我们是说不过你，希望你嘴上留个把门的，不要再惹是生非了。”接着几位老工人的发言，也都是劝说老穆：“俗话说，遇事不开口，神仙难下手，而你就会祸从口出。你还不吸取教训？”“你是当过解放军的人，政治上没问题，要正确对待群众运动，相信群众，相信党，以后好好劳动。”没有一个上纲上线的令陆飓满意的发言，由于知青们都回家了，他感到孤立无援，只好草草收场。

回到家中，林志远翁声翁气地说：“这样搞法，简直是白色恐怖。”我也有一种刚离狼窝，又入虎穴的危险感，深深吸了口气，“看来，这个单位情况很复杂，需要有个清醒的头脑，我们千万不能犯错误。”他说：“犯什么错误？无官一身轻，劳动养身心。”我说：“有空还是要多看看毛主席的着作和业务书籍，我想：总不会永远这样吧！”“看书？”他直摇头，“知识越多越反动。我听够了，也批臭了，检查写了一份又一份，好像学了文化，就是为了写检查的。可惜那些老专家，研究了一辈子的课题，即将要出成果了，这一揪，全部付诸东流。”“谁和你吵架啦？声音低一点好不好？”见他越说越气愤，声音越来越大，连忙摇摇手，阻止他，“不谈了，睡觉吧！哪里像过年的样子！？”叽咕时，把眼镜往桌上一放，脚也不洗，就上床睡觉了。剩下的一切，都交给我忙了，俗话说：新老大，旧老二，补补撘撘给老三。过年了，给老二换上一条围嘴的新毛巾吧！也算是沾了点新气。

春节以后，学习班继续办，批斗会天天开，叛徒、特务，一个也没揪出来。群众一致要求解放王文国，并且结合、重用。可是，县革委会不批准，把他调到县《五七干校》劳动，种菜、喂猪去了。军宣队一夜间也神秘地走了，田兴华这个新革委会主任，主宰着林场的一切。真是一朝君主一朝臣，他把领导班子自下而上来个大换血，新来的知青当上连长、指导员、革委会委员。老工人愤愤不平地说：“毛主席要知识青年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们这里是贫下中农接受知识青年的再教育。”为了把那待查队的几十个人一个个解放出来，便组成了一个十几个人的材料组，搞内查外调。材料组成员勿用置疑由他决定，漂亮的女知青自然而然成为他的首选。他在宣告学习班结束时还说：“新生革委会，一定会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走下去，对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要学习不过夜、宣传不过夜、落实不过夜。”

三月十四日晚上十点半钟，洗漱完毕，正准备上床睡觉时，突然，又响起了紧急集合的哨声，陆飓一面吹，一面叫：“快！快！快到解放军营房集合，传达毛主席最新指示。”常规处理：姐妹俩睡觉，半导体开着，煤油灯亮着，我俩匆匆忙忙去参加会议。最新指示的内容是：“要认真总结经验。到一个单位去了解情况，要了解运动的全过程．．．．．．”这对当前的运动，又一次指明了方向，大家无不为此欢欣鼓舞，锣鼓喧天，口号声如洪钟，响彻云霄。游行队伍走出场区，宣传到周围农村，我们完全融入这欢乐的海洋，仿佛此刻不再是黑夜。解散后回到家中，大女儿蹬光被子睡着了；小女儿屎尿搞在床上，也睡着了，小脸上还挂着泪痕。见此状况，林志远的无名之火又平地而升。“这样里里外外的折腾，不死也要少活十年。”“你才烦了几天？小群都这么大了，按照你的计算公式，我早该死了。”敲门声打断了我们的争论，原来是材料组的知青，想来烧夜点心，尽管我十分疲劳，也不能拒绝。等她搞好时，已是凌晨两点多钟，疲惫不堪的我哪有多少奶水，而此时的小女儿却啼哭不休，怎么哄都不行，林志远生气地说：“让她哭吧，哭哭又哭不死！”我说：“要不，把灯点着，让她看看亮光，我们睡吧！”“点灯？上月煤油计划就超支了，我和小店老刘协商，多买了半斤。”说完便下床，把桌上的灯吹灭了。就在女儿的哭声中，我也睡着了。

当我一觉醒来，已经天亮，可怜的小忠忠，围在颈上的小毛巾，在哭闹争扎时盖住了脸，已经窒息而死。永远的不哭不闹，不再烦难我们了。我失声痛哭，惊动了林场职工，纷纷前来关心，把我拖到隔壁招待所，好言宽慰。片刻后，我忽然想起：刚才没有针灸百会穴，应该作最后的努力，我奔回家找孩子，却不见了，一个老工人说：“这是个讨债鬼，早点丢掉好。”我惊愕万分，还没有出现尸冷、尸班、尸僵，就不能宣布死亡，怎么可以扔掉呢？我像发了疯似的，不顾一切地往山上奔跑。满山遍野，何处是我女儿的藏身之地？为什么人间悲剧都要发生在我身上？一年之内，我失去了上下两个最亲的人，一个是生我、养我、培养我的父亲；一个是我十月怀胎、用乳汁养育了五个月的女儿，三者之间是骨肉相连、一脉相承，这也许是世上绝无仅有的惨剧吧！更何况我已经做了绝育手术，我全身无力，滩倒在山坡上。林志远懊丧地说：“是我不好，我不该把灯吹息灭，都是我的错。”现在检讨还有用吗？我撕心裂肺的难受，我号啕大哭，这哭声在山谷间回荡。

我的不幸遭遇，得到了善良的林场职工的同情；我的辛勤劳动，赢得了大家一致好评。可是，丧女之痛，时刻如同万箭穿心，折磨着我，林志远的埋怨情绪，无意中也会流露出来：“当时结扎，我叫你慎重，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我还说，这辈子，不能带着儿子到浴室去洗澡，也是个遗憾。而你，一句话都听不进去，义无反顾动了手术。”丧女之痛使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做输卵管吻合术。通过合法手续，我再一次的义无反顾躺在手术台上。由我的老师、县医院外科沈主任亲自主刀，他已经做过两例，成功率百分之五十。助手付医师说：“张晶星，我看世界上没有几个女人会像你这样勇于牺牲！”她这个高干子女怎么会知道我心中的苦痛呢？也许，我来到这世界注定就是个牺牲品！住院其间，我看到了自己的老师、以前的院长成了为我送饭、倒马桶的勤杂工，很是心酸，他是县医院独一无二的高级知识分子，一个医德高尚、医术超群、性格内向、多么自尊的人，我寻找机会安慰了他几句：“周院长！你永远是我的老师，你要想得开，要相信群众相信党！”“谢谢！”我听到了他颤抖的回音。

出院后，正是秋收秋种大忙季节。凌晨四点，广播里就响起了宏亮的声音：“社员同志们，抓革命，促生产是毛主席的伟大指示，我们一定要落到实处，目前工作的重点是抢收抢种……”这是文革前的县委王付书记的声音，刚被解放并结合，现担任该公社的革委会主任，我在住院期间就听说了，真为他高兴。也许有点私心杂念，因为他爱人是我父亲的学生，也是我的同学。文化大革命初期，我们在思古街相遇，热情交谈后，才知道她丈夫被打倒后，自己做教师的资格也被取消了，被贬回老家劳动，我俩谈吐很投缘，真有同是天涯冷落人的感觉。如今，她丈夫虽然没有官复原职，但是，经过这几年大浪淘金般的审查，总算是过关了，她的工作也能跟随其后得到解决。王主任不仅天天此时此刻在广播里讲话，还带头干，更是去各大队检查。他要把这几年积郁在胸中的满腔革命热情释放出来。林场的广播线是从这个公社接过来的，所以，能听到他的每一次讲话。在这种热情的激励下，我很快就上班了，参加抢收苕子的工作，这东西只能一大早收割，太阳一晒，种子就洒落掉了。算是轻活，按排给妇女，可是，露水打湿了半截身子，月经期也得干，而且，小便急了只好随地解决。这种情况，怎么不患妇女病？然而，明知如此，我也只能落乡随俗了。不幸的是我患上了肾盂肾炎，好在自己警觉的早，病情不重，很快就治好了。过了一个阶段，连续半个月都听不到哪位王主任熟悉的声音，我疑惑不解，劳动时便问：“怎么广播里又听不到王主任的声音啦？”一个下放干部悄悄地对我说：“那个王主任又被打倒了，被贬到钢铁厂劳动去了。”“怎么回事？不是刚解放出来吗？”“有人罗列了他十大罪名。”我惊讶地问：“十大罪名？”他点着头，低声说：“嗯，这个世道，反手云，覆手雨，没有什么好奇怪的。”我用力叹出一口郁积在胸中的闷气，说：“农业学大寨是毛主席的号召，他身先士卒，带领农民学大寨，何罪之有？”他又说：“你说话小声点，别惹火烧身！”

幼儿园好心的阿姨想帮助我，把小群的脚又烫伤了，真是褔无双降，祸不单行。而林志远自从上次被批判后，脾气越来越暴躁。有一天，晚霞映得西边天上一片玫瑰色，我捧着一捆休息时采的药草，收工回家，一路上心中计划着：先焼水洗澡，再焼晚饭。到家门口一看，小群领了五、六个孩子在家搞得一塌胡涂，糖瓶打碎了，盐礶翻倒了，油壸也落地了。我一面收拾，一面说：“你们这些小造反派，快回去吧！”孩子们也知道犯错了，一个个瑟瑟缩缩地蹓走了。小群也跟着外出，一头撞在父亲身上，林志远恶狠狠地问：“往哪儿去？”他一看还未打扫好的残局，更是火冒三丈，啪啪两个耳光，打的小姑娘好大一会才喘过气来，随着哇地一声，鼻孔里的鲜血直滴，我急忙找来消毒棉球，填塞鼻腔，又在前额敷上冷毛巾，眼看棉球浸透后又要滴血，慈母的心也在滴血。便埋怨道：“这么狠心干什么？”“我狠心？比我心狠的人多着呢！”我知道他话中有话，便提醒他：“你胡址些什么？”他毫不在意地说：“怎么？难道我一切权利都被剥夺了吗？连自己女儿都无权管教了吗？”我耐性地说：“管教就应该好好教育，讲道理给她听，以打骂孩子来出气，是父母最无能的表现。”他却变本加厉地说：“**思想加皮鞭，是目前最有效的教育方法，对谁都行得通。”我严肃地说：“你哪里学来的谬论？”他还自圆其说：“谬论？这是事实。”我能理解他的心情，又耐心地说：“毛主席早就教导我们：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他却说：“勇气？我是一肚子，一裤子的怨气。像你这样的人，”他用鄙视的目光扫了我一眼，“真是个阿Q，还研究什么医学，不如早点睡觉。”说着，将门旁的那捆药草，朝外一扔。正坐在灶窝里焼火的我，烤红的脸，刷地变白，强忍住怒火，把药草拾回来，缓和地说：“我不愿意让自己的生命在鼾声中度过，我也不承认自己是阿Q，我劝你要加强涵养！”谁知丈夫竟然暴跳如雷，“什么涵养？涵养就是俢养，批到今天，你还在宣扬刘少奇的黑俢养，你念念不忘黑俢养。”如此无线上纲，这难道还是家庭生活中的谈话？我忍无可忍，说：“好，你去揭发我吧，你快去！现在就去。”我颤抖的双唇，又说了些什么，我自己也不知道，懵懵懂懂发现灶堂里的火已熄灭，抖动的双手拿起火柴，擦了几根，不是火柴棒断了，就是擦皮破了。正在这时，不知哪位“好心人”，请来了革委会主任田兴华，他双手撑腰，大发雷霆，“你们这是干什么？啊？对下放不满吗？你们是想用夫妻争吵的形式，对革委会施加压力，对吗？这又是阶级斗争新动向。明天把检查交来，不深刻，再交给群众批判，提高认识。”说完，大摇大摆地走了。两个随从跟在后面叽咕道：“这对臭老九，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破粪箕配上猪锄头呗！”这种污辱，只能忍。忍字就是心上有把刀在挖心，再疼也得忍住。现在的夫妻之间、兄弟姐妹之间、父子之间、亲戚朋友之间，由于立场、观点、派别的不同，互相争辩、揭发、检举所制造的政治事件，已经习以为常。然而，面对今天发生的一切，我的心在滴血，我知道，我理想中的家庭生活，早就被我抛到九霄云外，可也不能在吵闹声中度日。人们常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觉得江山不是轻易可改变的，本性也是会有变化的。由于生活的多灾多难，我已经性情急躁，不再温文尔雅了。而对于这个家庭，总有一层新的阴影笼罩着我的心头，林志远变了。过去他不大关心政治，对工作还是认真负责的，肯专研业务。可现在，从来不看业务书籍，还多次提议：“把书卖掉买酒喝。”已经成了烟酒全能好手。我的衷言相劝，他只当耳边风，他大口大口地喝的醺醺烂醉，躺倒在床上，第二天醒来，竟不承认喝酒这一铁打事实。这种喝法，可以看出他的精神面貌，那阵阵酒香，飘浮着颓唐，他脾气越来越暴躁，感情越来越粗鲁，我的迁就，他得寸进尺。我想逆水行舟，他却愿意随波逐流。生活，真是一场捉摸不透的梦，我该如何是好？不，我一定要有信心，要坚持，不能动摇。我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为人民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利益改正错的。我要相信群众相信党。很快就要召开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了，毛主席肯定有新的战略部署，文化大革命不会总是这样的。再说，很多胜利往往都是产生在再坚持、再努力之后，自己的教训难道还不深刻吗？自己付出的惨痛代价难道能忘记吗？记得有个作家写过这样的话，人的一生中总是难免有浮沉，不会永远如旭日东升，也不会永远痛苦潦倒。反复一浮一沉，对于一个人来说，正是磨炼。因此，浮在上面的不必骄傲；沉在底下的更用不着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