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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到了明代，出现了《百公案》、《龙图公案》等和《明成化唱词话》中有关包公故事的词话八种。
以及到了清代中叶以后，公案与侠义合流，产生了《三侠五义》、《施公案》、《彭公案》等作品。
到了民国以后公案逐渐消亡。
并且需要明，在公案中清官形象有个演变的过程。
比如在宋元话本、优秀元杂剧、《明成化唱词话》的部分作品、《包公案》部分故事中，清官是人民愿望的化身，是人民美好理想的体现。
主要表现是:包公斗争的对象，他的对立面不是市井民，也不是一般的窃贼强盗、奸夫**，而是“权豪势要”，即大贵族、大官僚、大恶霸。
这些作品中受害者不是消极等待、乞怜，而是奋起反抗。
包公断案手段主要不是靠神灵启示，而是靠智慧，靠调查研究，靠人民支持。
清官身上寄寓了人民群众的美学理想。
不畏权势，清正廉洁，勤俭朴素等美好品格，是理想化的，并非封建官吏所具有的特性。
在元杂剧和公案中还存在另一种清官，即神化的清官。他们斗争的对象不是“权豪势要”，而是窃贼强盗、奸夫**。
提出的不是大贵族、大恶霸压迫人民的问题，而是偷窃奸淫这些社会伦理道德问题。
当然这些社会丑恶现象也是封建统治腐败的产物，但把当时社会问题仅仅归结为盗贼横行，**邪恶，显然回避了社会的主要矛盾，而且在这些描写中又打上了很深的封建道德的烙印。
清官断案既不靠智慧，也不靠调查，而是靠神灵显身、神佛托梦、鬼魂诉冤等等，所有案件审理几乎全靠鬼神，使这些作品带有浓重的封建迷信色彩。
清官形象因此也逐渐失去光彩，逐步偶像化、公式化，成为神化的清官。
前面所的两种清官形象，大体上都是民间的产物，没有直接介入朝廷的重大斗争。
到了明代，清官形象又发生了重大变化，即从民间的清官转化为积极参与朝廷忠奸斗争的忠臣形象。
标志着这个转变的是《明成化唱词话》中的《仁宗认母传》和《百家公案》、《龙图公案》中仁宗认母故事。
清官所断的已不是民间的冤案，而是皇帝家族内部争夺王位的大案，清官成为与朝廷中奸臣斗争的忠臣。
清代《三侠五义》沿着这条线索发展，他们斗争的对象已不是奸夫**、窃贼强盗，也不仅仅是横行不法的“权贵势要”，而是“常怀不轨之心”、“反迹甚明”的奸臣或帝戚，这些上层贵族人物不但欺压百姓而且觊觎皇权，阴谋叛乱。清官从折狱断案型变为除奸平叛型了。
到了《施公案》出现，清官形象又进一步演化为镇压人民的刽子手。
他们要断的已不是民间冤案，而是人民造反的钦案;要镇压的已不是谋反的叛臣，而是于六、于七这样的农民起义领袖。
清官从除奸平叛型变为灭盗平叛型。
在优秀的公案作品里，清官斗争的对象是“权豪势要”，重点是反恶霸，是代表人民向统治阶级中的官僚恶霸作斗争。
神化的清官，重点是反盗贼、流氓，它们虽然没有抓住社会的主要矛盾，但所揭露的仍是封建统治下的腐败丑恶现象。
忠臣型清官，重点是反奸臣，清官忠臣色彩大大加强。
清官从统治阶级外部转向统治阶级内部，从代表人民向统治阶级中特权人物作斗争转为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即清官为审理皇家的冤案，平定统治阶级内部的叛乱，为巩固皇权而斗争。
但是，清官还是站在正义的一边向邪恶势力作斗争，它的斗争对象是统治阶级内部的奸臣，而不是农民起义。
《施公案》等作品重点是反对农民起义，它使斗争从统治阶级内部又转向外部，即清官为平定农民起义而斗争。
这样，清官就完全成了统治阶级的奴才和鹰犬，成了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
清官断案的故事完全丧失了它的积极意义，公案也随之而湮没。
侠义与公案是密切联系但又自成体系的，它们按同样的轨道发展。
侠义，以豪侠仗义行侠为主，歌颂重义尚武、扶困济危的侠客，《史记》侄刺客列传》、《游侠列传》可视为侠义的滥觞。
在汉魏六朝的中，《吴越春秋》中的《越女试剑》，《搜神记》中的《三王墓》即《干将莫邪》、《李寄斩蛇》，《世新语》中的《周处》等等已展现武侠之雏型。
到了唐代，侠义达到高潮，中晚唐出现了比较成熟的侠义，如《虬髯客传》、《红线》、《昆仑奴》、《聂隐娘》等。
宋元话本职朴刀杆棒”和部分公案类作品也是侠义，如《宋四公大闹禁魂张》、《杨温拦路虎传》等。
从唐代到宋元，豪侠有两类:一类属于个人仗义行侠的，他们主要是凭靠自己的武术和技艺，或拳法剑术，或飞檐走壁，去完成惊险的救困解危的英雄行动，在戏曲舞台上属于“短打”一派，后代的侠义主要继承了这一类。
另一类则先是个人行侠，后加入集体，表现出豪侠的群体性，如《水浒传》、《杨家将》等，发展为英雄传奇，它们已不单是个人行侠，而是集体反抗。
他们已不单单是靠个饶飞檐走壁或拳术刀法，而是运筹帷幄，行军布阵，设伏打援，战场拼杀，展开千军万马的武装斗争，豪侠也变成了武将。
在戏曲舞台上属于“长靠”一派，脱离了侠义的范畴。
明代侠义并不发达，虽然《水浒传》等作品也含有侠义的成分，但它已脱离侠义，发展为英雄传奇。
而此较典型的侠义，却在清代中叶以后出现，《绿牡丹》可以是长篇侠义的先声，《三侠五义》、《施公案》、《彭公案》则是侠义与公案结合的产物。
这以后，《圣朝鼎盛万年清》、《七剑十三侠》等又逐步从公案侠义的合流中分流出来，成为独立的武侠。
在宋元明之前，豪侠主要是代表了人民的愿望，它们或与豪强恶霸作对，救助贫弱百姓，或向官府朝廷挑战，炫耀自己的武术本领。
他们大多属于下层人民，或飘忽不定，或隐姓埋名，并没有成为统治阶级的附庸。
当然这种个人反抗、个人复仇、个人英雄主义并不可取;但它毕竟是被压迫的人民在封建重压下反抗意识的表现，在无望中寄托的幻想。
到了《三侠五义》，公案与侠义结合，侠客成了清官的助手。
他们在忠与奸的斗争中，站在忠臣的一边与奸臣作斗争，为皇帝讨伐篡权反叛的奸臣贼子，还没有直接与农民起义作对。
而《施公案》、《彭公案》、《永庆升平》中的侠客，则在清官的统率下，灭盗平叛，成为镇压农民起义的帮凶与鹰犬。
侠客从代表人民的愿望向封建秩序挑战，再转变成统治阶级的忠臣义士向乱臣贼子作斗争，再转变为统治阶级的刽子手去镇压人民，这样，侠客的光彩尽失，成为罪恶的化身。
《圣朝鼎盛万年清》、《七剑十三侠》等则又展开了教派门户之争，主要是个人恩怨，教派争斗，又杂以神怪妖法，这种单纯的侠客个人复仇，没有多少社会意义。
从中国古代演变史来考察公案侠义，就其总体来，它并不代表史前进发展的潮流，而是表现了逆转的趋势。
这种逆转趋势表现为:一是从作家个饶独立创作又转向群众与作家相结合创作的书体。
二是从日常生活个性化的描写又转向半人半神的类型化描写。
三是从对封建意识形态的批判又转向对封建伦理道德观念的歌颂;四是书中正面人物由怀疑封建制度、而不愿为封建统治效劳、成为具有离心倾向的浪子或逆子。
又变成了积极为封建制度效劳、鼓吹为维护封建王朝而建功立业的所谓“英雄豪杰”。
而且从这种发展趋势来看，是越来越差，从具有一定人民性的公案侠义发展为有落后或反动倾向的，这种公案在数量上也越来越多。
当然，我们只是就公案侠义总体趋势而言，并不排斥某些作品在思想艺术上有一定的成就。
不讳言它的书体的优点，即情节的惊险与曲折，很有吸引力，在老百姓中颇受欢迎，产生巨大影响的事实。
不忽视它的创作，为现代武侠提供了素材，积累了艺术经验。
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研究公案侠义是必要的，忽视它的存在，在史中一概抹煞，都是不妥当的。
宋元时代的公案，大体有两类:一类是民间书艺人创作的公案，它主要叙述冤案的发生和经过，对含冤受屈者寄予很大的同情。
最后，依靠受害者的斗争，冤案得以昭雪，即使有清官判案，也只是在案情大白之后，履行一下判案的司法程序而已，重点并不在歌颂清官的明断。
如《错斩崔宁》，主要写崔宁、陈二姐含冤受屈的悲惨遭遇，由于官府审案“率意断狱，任情用刑”，造成冤案。
案件是由刘大娘子发现凶手，并向官府报告后，才得以昭雪。
《简帖和煞也是着重叙述由于和尚的奸谋，致使皇甫松休妻，造成夫妻离散的悲剧，最后也是由于杨氏发觉和揭发了和尚的阴谋，冤情才大白于下。
元杂剧中的公案戏，情况也类似。
这类作品有较高的思想、艺术价值。
另一类，是由承袭前代“公案书”而来的。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的宋人编的《名公书判清明集》，为宋人编刊的“公案书”之仅存者。此书宋刻残本，只存户婚门这一部分，约六万五千字。
明隆庆三年，盛时选的翻刻本是完整的。
全书共十四卷，分为官吏、赋役、文事、户婚、人伦、人品、惩恶七门，约有二十二万字。
它主要收录了一些着名官吏明敏断案、平反冤狱的记载或士大夫自己的判词;供为官者参考。
《名公书判清明集》分门别类编纂的方法，以及着重记载官吏判词的体例，对宋元另一类公案有很大影响。
《醉翁谈录》所载的“私情公案”和“花判公案”，就是承袭了它的形式。
这类故事重点是记述官吏的明敏断案和判词的巧妙、恢谐，对受屈含冤者并没有很大的同情和兴趣。
它主要来源于前代“公案书”等文献资料，而不是民间艺饶创作。
其思想、艺术价值不如前一类公案，有的还只是书饶参考资料，还没有赋予它文学创作的性质。
明代万历年问，出现大批公案，大多数是收集民间故事和“公案书”里的案例，继承了后一类公案的形式。
现在可以看到的，有下列几种:
1、《包龙图判百家公案演义》，六卷一百回，题“钱塘散人安遇时编集”，“书林朱氏与耕堂刊斜，影万历甲午岁朱氏与耕堂”字样，当为万历二十二年1594刊本。
2、《龙图公案》，十卷一百则，序署“江左陶烺元乃斌父题于虎丘之悟石轩”，明刊本。
又佣龙图神断公案》，题署亦同，十卷六十二则，为百回本之简本。
3、《海刚峰先生居官公案传》，四卷七十一回，题“晋人羲斋李春芳编次”，“金陵万卷楼虚舟生镌”，卷首有李春芳写于万历丙午万历三十四年，公元1606年序。
4、《皇明诸司廉明奇判公案》，二卷，存万历二十六年1598余象斗自序本，又有明建安书林郑氏萃英堂刊本，不题撰人。
上卷分人命、奸情、盗贼三类，计三十七篇;下卷分争占、罪害、威逼、拐带、坟山、婚姻、债负、户役、斗殴、继立、脱罪、执照、旌表等十三类，计六十八篇，上下卷共一百零五篇。
5、《皇明诸司公案》，六卷，题“山人仰止余象斗编述”，“书林文台余氏梓斜;明万历三台馆刊本。
封面题“续廉明公案传”，可视为《皇明诸司廉明奇判公案》之续书。
卷一至卷六，依次是人命、奸情、盗贼、诈伪、争占、雪冤六类，计五十四篇。
6、《新民公案》，四卷，首有万历乙巳孟秋序即万历三十三年，公元1605年，题“建州震晦杨百明发刊”“书林仙源金成章绣梓”。
分欺昧、人命、谋害、劫盗、赖骗、伸冤、奸淫、霸公八类。
7、《明镜公案》，七卷，题“明葛明、吴沛泉汇编，三槐堂王崑源梓斜。
分为人命、索骗、奸情、盗贼、雪冤、婚姻、图赖、理冤、附古、古案十类，计五十八篇。现残存四卷，共二十八篇。
每卷末影新刻诸名公奇判公案一卷终”、“新刻续皇明公案传二卷终”、“新刻皇明诸司廉明公案三卷终”、“新刻诸名公廉明奇判公案传”等字样，可见此书当出于《皇明诸司廉明奇判公案》和《皇明诸司公案》之后，故标为“新刻”。
8《详情公案》，全书六卷，现存卷二至卷四，题“陈眉公编”、“存仁堂陈怀轩刻”，卷二末尾影李卓吾公案卷二终”的字样。
卷二至卷四分为强盗、抢劫、窃盗、奸拐、威逼、人命、索骗七门。此书似出自《明镜公案》。
9、《律条公案》，七卷，全名是《新刻海若汤先生汇集古今律条公案》“书林萧少衢梓斜。
前面影六律总括”、“五刑定律”、“拟罪问答”等，分为谋害、强奸、奸情、强盗、窃盗、淫僧等类。
10、《杜骗新书》，四卷，题“浙江夔衷张应俞着”。
分为二十四类，此书所叙案情，全为欺骗类，但无诉状、判词等，不同一般公案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