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伐辽救鲜的战事一拖再拖，天法二年的前半年，朝堂上的群臣们似乎都渐渐察觉到了天子的用意，逐渐也不再上书请求出兵。
但是对于伐辽作战的军事准备，大顺军一直没有放松过。
刘芳亮虽然还没有回到前线，可是刘体纯和陈永福已经被派到了北京——此时的北京城已经进行了一年多的修缮工作，城市稍稍得到复兴。
清军撤离北京时造成的巨大破坏，经过一年多的时间，伤痕犹在，国破草木深的景象让此后进驻过来的顺军将士都感到十足的忧伤。
军中不乏燕人，还有一部分从前明军的关宁边军、京营投降士兵，都对北京城有很深的感情。甚至他们之中许多人的家眷亲属，就是京畿人士。
代善的一把火彻底摧毁了这座自元朝以来即为天下首府的伟大城市，清军还在畿辅一带疯狂行掠，八旗兵刚刚撤离幽燕一带时，更可以说是百里无人烟，好几十万百姓被强行迁往辽东。
光是因为饥寒交迫，死在路途上的百姓，就多达十几万人。
当时刘芳亮奉命提轻骑追击清军，将士们见到道路上不可计数的尸首累积以后，便奋不顾身，一夜之间行军四百里，再次创下了顺军轻骑行军的极限速度，这才在八旗军退回辽东以前，截住了他们。
战斗发生在山海关附近的一片石战场，刘芳亮麾下的顺军轻骑约有八千多人，清军则以二万兵马结阵阻击。
双方兵力差距很大，但顺军占据追击上的主动地位，清军则要保护天文数字的海量辎重、金银财宝、掳掠百姓，机动极为困难。
何况经过此前一年间的连续失败，清军面对大顺骑士，普遍出现了士气低下、不敢一战的情况。如今他们行掠畿辅全境，每个满洲人的口袋中都装满了金银财宝，又何苦在撤回辽东以前，将性命交代在山海关附近？
清军是且战且退，并无坚决阻击顺军轻骑狂飙突进的勇气。
这一点很快就被敏锐的刘芳亮洞察清楚，他以一贯的轻锐作风，同部下军官们率领骁骑数百人带头冲阵，顺军骑兵士气大振，全军压上。时值风沙大作，掌握主动权的顺军骑兵立刻调整了进攻方向，占据了风向上的有利位置。
清军士兵则由于需要保护大量辎重，调整态势殊为困难，处在被动挨打的地位上。
结果一战之下，天色晦暗，风沙蔽日，顺军骑兵在刘芳亮的带头冲锋下殊死拼杀，很快就突破了清军半心半意的防线。
清军主力见状，不再受到约束，纷纷向北擅自撤退。拥有战马的八旗骑兵，也各保其虏获的财富，撤出了战场。
代善无可奈何，毕竟他自己还要保护同治、昭和二帝，以免朱慈烺落到顺军的手中。所以同样没有派出精锐的护军作战，如何能让分属其他旗分的八旗军们拼死断后呢？
自从多尔衮被俘以后，八旗内部，是再也没有一个能够统合各旗势力的强力领袖了！
一片石之战，刘芳亮以数千轻骑追亡逐北，以少击多，固然由于清军过快撤离战场，没有杀俘多少真满洲，但却成功救回了被俘百姓十四万人之多，因此在畿辅一带的百姓中间，建立了极为深厚的威望。
从这点考虑，或许将来伐辽的主帅，还是要让刘芳亮来做，才最为合适。
只不过李来亨同样要考虑，保持顺军勋贵们的地位平衡关系——毕竟刘芳亮在辈分上相当高，属于李自成时期的五营主帅之一。
如果现在又一直放任刘芳亮建立不世功勋，对于顺朝的权力结构来说，恐怕并非好事。
某种意义上来说，刘芳亮、高一功都属于李过留下的太宗朝遗臣，并非楚闯嫡系出身，同现在占据顺朝要津的楚党关系较薄弱，不似郭君镇那样容易建立起强大的政治派系，显得更为“安全”一点。
但任何一派的地位，都不应当过于突出。
这是李来亨控制朝政的一大准则，而且刘芳亮南征北战多年，至今无子嗣，尚未享富贵，这是李家对不起刘芳亮的地方，所以李来亨留他在北京，赐宅赠金，也是有一些希望补偿刘芳亮的意思在。
毕竟闯营最早的一批元老们，过去跟随李自成转战天下的时候，留自己的性命都未必能够保障。大将们都是暴露于野以十年计，朝不保夕，谈何娶妻生子？
等到李自成建号为唐王，以及后来在太原称帝建立大顺以后，闯营元老功勋们才纷纷有了固定的居所，开始建立家庭。
但谁能想到，没过多长的时间，获鹿一战，李自成战死，随即杨承祖发生叛乱，整个西北地区陷入巨大动乱之中。
大顺朝又面临了一次生死存亡的考验，在那样危急的时刻里，哪里还有人有闲心思去考虑娶妻生子的事情呢？
以至于到了今天，顺朝建立已有四年之久，但上至方以仁、郭君镇、刘芳亮、顾君恩等位极人臣的勋贵们，竟然绝大多数都还没有后嗣。
李来亨对这种情况，有时候也感到亏欠功臣，所以近段时间，常常赏赐功臣，也鼓励他们留在开封安享太平。
不过这种情况，后来对于顺朝政治结构的发展，却造成了一些此时人们绝想不到的、潜移默化的重大影响：
那就是开国元勋一带的后嗣们，由于几乎没人经历过明末顺初的农民起义战争和抗清战争，甚至很少有人经历过天法朝初期波澜壮阔的大开拓，所以顺初的元勋二代们，几乎没有能够在朝堂上占据什么显要的位置。
军事勋贵阶层，很早就退出了大顺朝廷的主要舞台，成为了安享太平的一代人。
而代替勋贵阶层，在国初战争中填补了顺军军官权力空白的群体，就是以野战军随营学堂毕业生为主的“行伍将帅”以及后来那些更专业化的各省讲武堂毕业生为主的“军校将帅”。
由于行伍出身的军官，大多数都是由野战军一线士卒，一路靠战功晋升上去的带兵官。他们大多熟悉戎务，军事履历和经验异常丰富，出身多贫苦，而且很多人参与过国初的农民起义战争和抗清战争，因此常常自称为“元戎”，是为顺军中的一大重要派系“元戎党”，或称军中秦党。
那些各省讲武堂出身的青年军官，则正好相反。他们中的不少人都出身于较富裕的搢绅家庭，由于其家庭皆属于较早投靠大顺军之列，多数还有着良好的官场人脉关系。
讲武堂毕业的青年军官，大多数都会先做地方军队的参谋官，其中最优秀者则直接晋升入参军院办事，一俟履历丰富以后，就可能被空降调任为级别较高的带兵官。
相比百战而得一军阶的元戎党们，这些年轻参谋们可谓走在一条青云捷径上面。
由于讲武堂学生毕业时，都会获赐天子所赠扬武剑，所以这一重要派系，亦称为“扬武党”，或称军中楚党。
因为多数“元戎”，喜佩戴彰显其行伍身份的腰刀而非扬武剑，而且籍贯多为陕西、河南两省，所以元戎党有时又被敌对派系蔑称为“刀客”。
扬武党则由于大多为参谋官出身，而参谋官佩戴的军盔，都会配有红色羽毛，所以其也常被蔑称为“红毛”或“花头”——在近代困扰顺朝的军中激进派势力“花头党”，名称即来源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