峰回路转

姐姐知道刁家的宴席无异于陷阱，掉下去就没个好，不去又盛情难却，怎么办？唯一的办法就是躲避。午饭过后，姐姐就一个人悄悄的躲了出去。自从我住院以来，姐姐从来没有主动和我说一句话，我们就像一对陌生人。我知道我的罪恶伤透了姐姐的心，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姐姐被刁永生强暴的事，更不知道我已经毁了姐姐的一生。姐姐恨我这个肮脏的弟弟，她来医院照顾我完全是替母亲分忧，在她的心里埋藏着比海洋还深的仇恨，她不仅仇恨夺去了贞操的刁跛子，也恨这个做出了天底下最无耻勾当的弟弟。护士给我挂上了吊瓶之后，姐姐向临床的那位老大妈交代了几句，就默默的走了。下午的时候，刁永生来到了医院，询问姐姐去了哪里？我摇摇头表示不知道。临床的老大妈说我姐姐托付她照看弟弟，说自己有事晚上回来。姐姐在县城举目无亲，两眼乌黑，她能躲到那里呀？我禁不住担心起来。刁永生更是急了，转身就跑了。我相信有他在，姐姐不会有事的。晚上的时候，刁永生又气喘吁吁折回病房，他跑了一个下午，发动了很多人，也没有找到姐姐，我的心顿时抽搐成一团，一种不祥的预感像条剧毒的眼镜蛇盘踞在心头。姐姐会不会想不开。。。。。。？我忍不住哭了，哀求着刁永生：“刁场长，你一定要想办法找到我姐姐呀，她在县城没有认识的人呀？”正当我们焦急万分的时候，姐姐回来了，我第一眼就看到姐姐的一只胳膊上缠着绷带，姐姐受伤了，她一定是出事了。她的身后还跟来两名穿制服的警察。原来姐姐离开医院之后，就一个人盲目的在街上闲逛，走着走着，就找不到回医院的路了。找人打听医院怎么走，人家告诉她怎么拐，怎么走，她也没听明白，因为哪一条马路，哪一条大街，她也弄不清楚。一直到了傍晚时分，她盲目的走到了嫩江边上，感觉到肚子咕咕叫了，她来到一家卖食品的小摊上买了个面包，边走边吃起来。就在这个时候两名盯了她很长时间的小流氓，见时机差不多了就围了上来。他们一前一后夹住姐姐，企图将姐姐驾到一辆面包车上。他们没想到的是姐姐常年生长在山区，伐树、抡大斧，扛木头，浑身有把子力气，再加上本来就脾气暴烈，又没见过这阵势。虽然害怕，由于极度愤怒冲昏了头脑，她竟然与两名流氓搏斗起来，边厮打边呼叫“救命呀——”。搏斗中，她撕破了流氓的脸，抓烂了流氓的手臂，一名流氓情急之下掏出刀子刺伤了她一只胳膊。姐姐的呼喊声惊动行人，这个时候天还不太黑，很多人围了过来，还有好心人喊来了警察。两名流氓见事不好，扔下姐姐，上车就跑了。

从那天之后，姐姐再也不敢一个人出去乱走了。第二天晚上，局长夫人亲自来病房接我姐姐到家里吃饭。姐姐万般无奈，推辞了几句，还是硬着头皮跟人家走了，我看到姐姐在离开病房的时候，那眼神与表情就被刽子手押上断头台砍头差不多。

姐姐赴的显然是鸿门宴，这顿饭吃到了晚上十点多钟，姐姐才被刁永生放回来。究竟他们把姐姐怎么样了，我不知道，后来我清楚了，这顿饭决定了我的命运。刁家为我今后的去向做了周到的安排，他们如此费心其实不是为了我好，而是为了讨好我姐姐，也算作一个交换的条件吧。不管怎么说，姐姐还是同意了他们对我的安排。事实上，我在中腰站根本无法再继续生活下去了，姐姐也知道她和夏明阳的婚姻关系也因此泡了汤。如果说是这样，莫不如先把弟弟的未来解决了再说，弟弟有了好的归宿，父母的压力就解除了，估计姐姐是这么考虑的。恰恰是姐姐的这个决定，我出院之后就没有再回中腰站。刁局长先是安排我到林业局储木场看大门，原来看大门的是某位副局长家的亲属，生了孩子正休产假。我只是代替她看两三个月的大门，月工资58元，吃食堂，住警卫房，等人家上了班，我还得把工作还给人家。我在储木场干了三个月零9天，从秋天干到了冬天，这期间石浪来过一次，给我送来了棉衣和过冬的棉被褥。结束储木场的工作，我刨去伙食费，领了130多元工资。这也是我平生第一次领到了工资。在我离开储木场那一天，刁永生开着一辆吉普车来接我，我装上自己一个大包裹，里面是简单的被褥和几件衣服，他又为我买了一件皮大衣，棉帽子和一双翻毛棉皮鞋，以及洗漱的用具。我不知道自己下一步该怎么走，我只是听姐姐说过那么一句，冬天去卧虎滩林场。那个地方我没有去过，只是知道父亲的一个好朋友记叔在我六、七岁的那一年搬去了卧虎滩。

那天晚上，刁永生将我安排在林业局汽车队宿舍住下，吃过晚饭之后，他交给了我一封信，说是他父亲写给卧虎滩林场冯书记的介绍信，今后我就可以在那个林场工作生活了，言外之意，我就是可以躲开在中腰站的臭名声，重新开始做人了。同时他还替我父亲捎口信，父亲捎话说到了卧虎滩先住在记叔家里，父亲当年和记叔是最要好的朋友。姐姐托他捎来一兜子礼品，说是给记叔的见面礼，到人家不能空手呀，可见姐姐考虑得有多周到。刁永生走的时候将我交给了一个满脸胡子拉碴的司机老潘。明天一大早，老潘要开车前往卧虎滩林场送货。看得出来老潘很为难，要去卧虎滩三四百里的路程，数九寒天，驾驶室里没有地方呀。如果错过了这趟车，下一次说不定什么时候我才能走的了呢？万般无奈，我还是决定坐到车厢上，穿着皮大衣不会冻坏的。

第二天一早，我坐在车厢上，确切地说，我混杂在一车的货物之中，离开了县城，去往了一个陌生的地方。我的一颗心早就麻木了，正好适应北国初冬零下二十多度的严寒。我感觉自己被抛弃了，父母和姐姐抛弃了我，社会抛弃了我，我就像被抛出了地球，抛向了茫茫的宇宙，成为了宇宙的一个垃圾。我不是正式的职工，没有固定的经济收入，待业青年成了所有林场的累赘，哪个林场愿意收留我这样的无业游民呀。或许林业局长的介绍信能起到一定的作用，我当时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这封“圣旨”上。令我意想不到的是，这封信送到了卧虎滩一把手的办公桌上时，它所起到的作用和一张开腚纸没有什么区别。

由于路途太远，早上三点钟摸着黑货车就准时出发了，这样开到了卧虎滩就差不多是日落天黑了。刁永生的确尽职尽责，一直将我送到了货车上。车上的货物装的很满，上面蒙上了大帆布。司机老潘诙谐幽默地冲爬上车的我喊道：“喂，酗子……冻得受不住了就撩开帆布钻到底下去背背风，车上有酒有罐头，饿了就吃，冷了就喝，千万别喝醉了呀？坚持个10多个小时就到地方了……。”

“没问题，我能挺得住。”我穿好棉大衣，往下一坐，成为一名义务押送员了。

这时节北方的天气已日渐寒冷，地球的公转正日复一日地远离太阳，西伯利亚的冷空气逐步侵袭着这一广袤的地域。而运货车一路要去的方向是正北，向着地球的北极方向，越往北走天气越加寒冷。据说冬季卧虎滩与县城的温度差至少有4—6摄氏度，卧虎滩冬季三九天最低气温曾突破过零下四十二度，有人就冻掉过耳朵。

运货车风驰电掣般地驶出了县城，开出了零公里，沿着公路飞奔而去。远远的车灯就像两束光柱，忽高忽底，忽远忽近，在漆黑的黎明前穿行着。汽车开出了好长的时间路两旁的一棵棵树木；一片片森林和远处的大山才一点点地从黑暗中自动走了出来。夜随着车轮的飞速滚动和汽车发动机的“呜呜”声慢慢地退去了，翻腾着紫红色的朝霞半遮半掩在茫茫山峰的后面向着苏醒的大地投射出了万紫千红的光芒，逐渐拨开了耀眼的光彩。不一会儿，太阳像个大火球一般在东方那座山尖上出现了，把火一样灿烂的红光倾泄到群山上，森林里，蜿蜒的江河上和茫茫的草原中。那奇妙的景色辉煌壮美，是呀！这个世界是多么美丽诱人呀！

我多少天来还是第一次惊讶眼前如此绚丽多彩，仙境般的黎明美景，禁不住发出了一声由衷的赞叹。五彩斑斓的奇妙世界呀，丰富多彩，美丽清新，作为一个人，一个感情丰富，有血有肉的人能来到这个世界上走一遭那是多么的幸运呀。我面对壮观的奇景，突然意识到，无论如何不能轻易寻死自杀了，不仅要咬紧牙关活下去，而且一定要好好地活着，要活得堂堂正正，有滋有味，要活得像个人，活出个人样来给他们看一看。我暗自为自己鼓着劲，自己要到一个新的地方，新的世界，定要开始新的生活。一失足一头载入了大粪坑，没有关系，再爬出来，洗净身上的污臭，重新做人，痛改前非，上帝也会原谅自己的。

运货车刚开动那会儿，我并不觉得怎么样，想不到越走越冷，越来越感到四肢冻得发麻，从心里往外冒冷气，我急忙裹紧了身上的棉大衣，试着让两只脚在大头翻毛皮鞋里活动了起来，这运动能够产生热量，我学过物理，这点知识还是懂的。公路两旁的树木一个个从车旁疾闪而过，犹如守候公路旁持枪荷弹的的英武士兵在夹道警戒，树木又象被剥光了衣服，剃净了肉的人的骨架站立在瑟瑟的寒风中。汽车在飞驰中兜起了阵阵寒风，仿佛有无形的魔鬼趴在我耳边嚎哭着，哭得昏天暗地，脊背直冒冷气，似乎我快死了，有人在哭丧……

货车中途开到一个叫“红岩”的地方“打尖”，就是吃饭的意思。司机老潘把我叫了下来，我的身子几乎冻僵了，费了好大的力气才爬下车来，在地上活动了十几分钟，才有了知觉。走进饭店我才知道驾驶室里同乘着一对母女，母亲是卧虎滩林称会计，女儿是卫生员。特别是那母亲看我的眼光很特别，好像认识我，又好像窥探到了我的秘密。我也许是做贼心虚，被看的脸发烧，像涂上了辣椒粉，这顿饭也没吃好，不过身子倒是暖和了许多，下半程的路途估计能坚持下来。

运货车筋疲力尽地开进了卧虎滩林场的时候，天已经黑得什么都看不见了。我抬头凝视夜空，星星稀稀落落，惺忪地眨着疲惫的睡眼。月亮的银晖一部分被凝聚在一块儿云层遮住，只有云块与云块的交错处，偶尔会漏出些惨淡的月光，阴森森地发着冷飕飕的寒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