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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旧传统的讨论的热烈，让张汉卿始料未及。
自五四运动后，在中国最活跃的不是政治家的口水，不是地盘的争斗，而是对于中国文化的迷思和批判。
人民党提出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的结论，也在北京城里的文化人中引起了相当影响。志同道合的一堆学者，或在晚间三三两两聚在一起闲聊，或者成群结队地结社，形成了二三十年代中国蔚为壮观的思想大洗礼，后来称之为思想大解放。
张汉卿经常参加的圈子都是教育界的大腕，因为安全的问题，地点也都在帅府。而或于一凡，或谷瑞玉，或共同为之作为半个主人的陪客，吸引了越来越广的人群，这种聚会，叫做沙龙。
沙龙是外来词，原本是指法国上层人物住宅中的豪华会客厅。从17世纪以来，巴黎的名人（多半是名媛贵妇）常把客厅变为聚会的场所，进出者多为戏剧家、人、作家、音乐家、画家、评论家、哲学家和政治家等。
他们志趣相投，聚会一堂，一边挟着饮料、欣赏典雅的音乐，一边促膝长谈、无拘无束。“沙龙”一词便应运而生，并很快风靡欧美文化界。
在中国，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也有一个着名的沙龙，女主人就是今天常被谈到的林徽因，可见社交方式早就传到了中国。
跟文人谈政治，远没有谈及风花雪月来得畅快，何况身旁总有让人遐思的美女。当然直接谈女人未免庸俗，张汉卿的沙龙，多半是谈诗歌，偶尔夹点政治上的私货。
他现在也算半个诗人了。他的第一首划时代的文学作品就是石破天惊的新体诗《我爱这土地》，被奉为新诗的奠基之作；接下来又是一首新诗《凤凰涅盘》震惊了文坛。这首新诗，直接促进了新诗的发展，带动了诗人的灵感----原来新诗可以这么写！
然而他在旧词上的造诣更觉不凡：《虞美人-枕上》、《清平乐-六盘山》、《念奴娇-昆仑》、《沁园春-汉阳》、《水调歌头-游泳》接连横空出世，给百年来的词坛注入新的活力。这每一首都堪称杰作，让研究张汉卿文学创作之路的学者大呼惭愧----原来新诗的锋芒并没能让旧体诗“词穷”…
在他的直接带动下，南北两大诗社也重新焕发青春，当然几年来没能出现一首真正意义上的好诗词，这也让他们大惑不解，最后只能产生一个结论：少帅天才！
废话么？也不看看是谁写的？那是经过几十年的革命生涯、血雨腥风里闯出来的，那种气魄、阅历、思想境界，岂是一般酸儒所能闭门造车写出来的？中国千年，也就出一个毛伟人而已！
就在大家以为少帅会继续期待旧体诗的辉煌时，《一代人》又横空出世。尽管它这两句并不是作为诗句出现的，但是张汉卿痛斥宋子文之后，他的原话还是在武汉《革命报》上刊登，这两句话被单独拎出，作为诗歌研究的典范。
也确实是典范，至少胡适、闻一多他们自认弗能超过。现在的他们，还处在诗歌创作的初期。
以钱玄同、胡适为首的“自由体”和以宗白华、闻一多为首的《格律体》还在为诗歌的改革主张争论不休时，张汉卿已经开始在他们看来是“各种有意义的尝试”并有了突出的进展，这让他们减少了些争论，把精力投入到创出优秀的作品上来。
至于《我的家在东北》、《达板城的姑娘》这些难登大堂之雅的文学创作，如果也能算“文学”的话，他们直接忽视了，把它们看作是少帅的即兴戏谑之作，当不得真的。
其实张汉卿反而是最喜欢这些的，既能唱，又没有抄袭的负担，乃是本色演出。
1923年的新年，照例要进行一扯庆新年的沙龙晚会。喜欢跳舞的去跳舞----张汉卿已经让人在帅府搞了一间舞厅，喜欢吹牛的，尽管来吹牛。
钱玄同是张汉卿的老朋友了，因而在帅府显得很随意。张汉卿陪于一凡跳完一曲回来，他正和几个“迈不动腿”的教授们讨论新、旧文化的优劣而争得不可开交。见张汉卿回来，便把手一摊：“少帅来了，他可是文坛的领袖，可以问问他的意见！”
要知道虽然是人民党搞出了这场大争论，张汉卿却没有给它们定性。不是不能，而是这样有些专政，在官本位的中国，一旦官方确定了的事，各界很难发出反对的声音，长此以往，独立的精神将会被扭曲，不符合张汉卿“百家齐放，百家争鸣”的本意。
想想先秦以来，三教九流全部包容，这才催生出一场文化界的盛事，诸子百家的产生，才让中国文化多姿多彩。要引导好的见解，但要注意不要压制不同的声音----有时这些不同的声音反而是催生继续前进的灵丹妙药。
在这批人物中，有一个戴着眼镜的斯文年轻人引起了张汉卿的注意。他的头发光溜溜地两边平分着，态度潇洒，顾盼含睛。只是他的情不是为张汉卿而展开，当然，后者绝不需要。
此刻，他正热切地看着张汉卿。撇开政治军事上的成就不谈，比他更年轻的少帅在文学上的造诣也是他目前难望其项背的。
这个人很陌生，因为之前没来过；不过这个人很熟悉，自己一定看过他。
是谁呢？
对钱玄同半开玩笑半认真的话，张汉卿抱以开朗的微笑。能在一团和气中争执，也是文化界的一大雅事。这种事他之前没有掺和，以后也不想做，因为他知道自己的斤两：撇去“信手拈来”的那些东西，他唯一在文学上拿得出手的就是对历史的“先知”。
他笑笑说：“我不会回答孰优孰劣的问题，这不是一个可以比较的东西，正如枯树发新枝，你认为谁最美一样。新的脱胎于旧事物，旧事物被新事物赋以新的形式。”
眼镜男终于忍不住说话了：“少帅先生，那您认为，新诗是否就是旧体诗的新形式？”
这个问题正儿八经的文学评论家都不好回答，更别说张汉卿了。虽然同为耍嘴皮子，他却不是吃文学这碗饭的料。
新诗与旧诗之间的爱恨情仇从五四白话新诗孕育之日起就已经剑拔弩张，这场旷日持久的争论伴随整个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史的行程，迄未了结。从目前的白话能否入诗到后来的旧体诗能否进入新文学体，可谓风云迭起。
张汉卿没那个本事去讲述这个拗口的问题，可是作为一个杰出的“诗人”，被人如此高调地请教，他总是要表些态度的。不过还好，有现成的后人的一些精辟的言论，可以给他发挥。
“简单地讲，旧诗属于杂文学体系：古人以经史子集为教育体系，学习首先从读经开始，然后经史对照，要求以史认证、以经论史，再旁及诸子百家，心中有所得遂发而为诗文，结果使哲学、文学和史学不分家，所以叫杂文学体系。
这种教育方式强调记诵，《易经》和《诗经》便可以先入为主。它们都具有两两相对的思维趋向：《易经》的意象思维中存有原始思维印记，是在意象两两相对的联想中构建世界体系；《诗经》则以赋比兴为表现手法，要求读者由此及彼展开联想。
由于后人的阅读习惯可以决定写作的创作规范，文体意识先入为主影响构思，此所谓文生情。新诗则主张体验决定感悟、感悟决定构思，那就是情生文了。
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古人一写诗就作对联，今人一写诗就打比方。”
这个解释新颖是新颖了，眼镜男忍不住笑起来。张汉卿一开口就是很精辟的论调，胡适等人都驻足了听，到后来忍不住频频点头：“少帅的分析很中肯，不过少帅认为新诗需不需要格律的限制？”
张汉卿想了想说：“不能说要不要，但是新诗的内容来自于体验和感悟，抒情的体验往往充满联想，感悟的想象便成了语言的意象化，总而言之，诗歌作为三度语言，话怎么说，诗就不那么写。古人认为不能以言害意，我们作为新诗，如果过份强调格律，那就不如回到律诗的老路上去。”
眼镜男似乎有些不服，但也不好辩白，毕竟面前的人是在新、旧诗作中都有出奇表现的诗坛人杰。你说他不对？你作的诗却超不过他的高度，而且人家两种体制都玩得转！
胡适笑着对眼镜男说：“志摩，我跟你说过少帅的文学才华绝非你能想象，现在服了吧？”
志摩！能跟胡适玩一块的，这个时候一定是徐志摩了！这个牛X的诗人，自己还在他面前大显大摆并把他镇住了，哈哈！张汉卿忍不住得意的笑。
于一凡目不转睛地看着张汉卿，似乎为他的博学所震惊。小姑父怎么什么都知道呢？他不过比我大三岁，而且据自已所知所见，他的时间绝大多数都在军旅生涯中度过的，难道真的有所谓神童或天生异禀之说？一霎时她的眼神起伏不定，也不知道想些什么。
哼，看你得意的样子，我今天一定要把你打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