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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莲教的韩山童、刘福通、徐寿辉、邹普胜等一批批的能人志士竞相揭竿而起来反对元朝的统治，那么元朝末年的社会到底有多黑暗呢？
话说元朝后期，土地高度集中，蒙古贵族已完全成为封建的大地主，各自占有大量的田土。元泰定帝也孙帖木儿（忽必烈曾孙，海山帖木儿的堂哥，第十任）在其即位以前，元末农民起义军曾献给朝廷七千顷土地，元顺帝妥欢帖木儿（海山帖木儿的长子嫡孙，第十五任）时期，公主奴伦陪嫁的土地由朝廷转拨给大臣伯颜的也有五千顷。献纳和拨给的土地尚如此之多，占田的实际数量当然更多。元朝皇帝为了笼络蒙古王公，一登帝位，就把金银和田土分赐给他们。元世祖忽必烈时期（郭靖义弟托雷的四子，元太宗窝阔台的堂侄，元定宗贵由的堂弟，被杨过用弹指神通打死的蒙哥的胞弟，射雕英雄成吉思汗之孙。铁木真的长子术赤铁木儿在东欧俄罗斯创立了金帐汗国，次子察合台在哈萨克、新疆等地创立了察合台汗国，三子窝阔台在内蒙、外蒙等地创立了窝阔台帝国，四子托雷的长子蒙哥受术赤长子拔都拥立成为蒙古帝国大汗，蒙哥命托雷的四子忽必烈南征在中国创立了大元帝国，命托雷的五子旭烈帖木儿西征在伊拉克、伊朗等地创立了伊儿汗国，命托雷的七子阿里不哥留守和林占领了窝阔台，西察合台被乌兹别克占领后巴布帖木儿逃到西亚印度创立了卧莫儿汗国。忽必烈在位时间过长，在位35年，熬死了太子真金帖木儿，第五任），政-府赐给大臣的田一次不过百顷，以后增至千顷、万顷。以前赐田多在北方，后来更转向江南苏州等膏腴之区了。大部分蒙古贵族把从农民那里收夺来的土地，再以苛刻的条件租给农民，用租佃的方法进行剥削。元成宗弘烈帖木儿（忽必烈之孙，皇太子真金帖木儿的三子，在位13年，第六任）时期，为了酬谢拥立他的诸王贵戚而滥增赏赐，很快造成国库"向之所储，散之殆尽"，"岁入之数，不支半岁"的枯竭局面，只能依靠挪用钞本来维持，导致钞币迅速贬值。元武宗海山帖木儿时期（忽必烈曾孙，皇太子真金帖木儿的次子嫡孙，第七任），“近幸”为人请田一千二百三十顷，每年收租五十万石，平均每亩要收四石，这样苛重的剥削，必然要陷农民于死地。淮南王的家人也在扬州广占田土，时常派人纵骑至各乡“索债征租，驱迫农民，剽掠麦禾”。元文宗图帖木儿时期（海山帖木儿次子，第十二任），大臣燕帖木儿请求皇帝把苏州一带的官田包租给他的兄弟和女婿，再由他们转租给农民。不仅如此，汉族地主兼并之风也与日俱增，农民为大地主的财势所逼，这让农民为争取自由平等之生存条件的权利急转直下。福建崇安县有田税人户共四百五十家，纳粮六千石，其中五十大家即纳粮五千石，占全县纳税户九分之一的地主大户，竟占有六分之五的土地。在江南地区，田主除向佃户征租外，还随意向佃户征收丝料，勒派附加粮，甚至迫使佃户代服差徭。有的地主还用飞洒、诡寄等办法躲避差役，赋役不均的现象非常严重，其结果是“大家收谷岁至数百万斛，而小民皆无葢藏”。在北方地区，由于赋役不均，这也是导致“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一个原因。
元朝初年，政-府曾屡次命令地主减租，以后这种禁令也废除了。元仁宗（忽必烈曾孙，海山帖木儿的胞弟，第八任）延佑二年（1315年），又下令在两淮、江南“核实田亩”，但地主买通官府，隐匿田产，而官吏又欲借此以“多括为功”，结果把两淮地区由农民耕作的沙硷土地，也作熟地充数。“苛急烦扰”，民不堪命，就在此时，激起了江西等地农民反对括田增租的斗争。武宗海山帖木儿（1308-1311年）以后，历仁宗（1312-1320年）、英宗（1321-1323年）以至泰定帝（1324-1328年），元朝的政治日趋腐朽。从武宗至大元年（1308年）到惠宗至顺（元顺帝第一个年号，只用了四个月）元年（1333年）二十五年间，换了八个皇帝。由于争夺帝位，蒙古贵族之间长期相互倾轧，往往演成内战。比如元英宗时的“南坡之变”，文宗时的“天历之变”等。这时，国家军政大权已经转移到握有实力的蒙古大臣之手。在最高统治集团中，奢侈腐化成为风气。蒙古皇室和元朝政-府把每年搜括来的民脂民膏，大部分用于无节制的岁赐和“做佛事”（元朝国教是萨满教，脱胎于印度佛教。元朝吸收印度的种姓制度，搞了个四等人制度，把蒙古人定为一等人，西域、欧洲的色目人定为二等人，北方汉人定为三等人、南方汉人定为四等人。元朝的种族歧视是其最终短命夭折的根源）。武宗时，政-府年入钞二百八十万锭，但他即位不到一年就用掉八百二十余万锭。仁宗即位后支出更达二千万锭，其中大部分用在赏赐蒙古贵族。武宗时，用在敬神、修寺等宗教活动上的开支，一度高达政-府全部收入的三分之二。据仁宗延佑四年（1317年）宣徽院统计，仅供佛饮食一项，该年共用面四十三万九千五百斤，油七万九千斤，蜜二万七千三百斤，每日宰羊至万头。英宗（元仁宗谪子，第九任）以后诸帝更是贪财好货，掠夺无厌。在这种情况下，财政经常支绌，以致“朝廷未尝有一日之储”。元朝统治者要弥补亏空，只有加重税收，滥发纸币，而人民所受的剥削也愈重。
元朝末期，贪污剥削愈来愈严重。政-府卖官鬻爵，贿赂公行。官吏敛括的花样无奇不有。“所属始参曰拜见钱，无事白要曰撒花钱，逢节曰追节钱，生辰曰生日钱，管事而索曰常例钱，送迎曰人情钱，勾追曰赍发钱，论诉曰公事钱”；“觅得钱多曰得手，除得州美曰好地分，补得职近曰好窠窟”；甚至连肃政廉访官吏也是“所至州县，各带库子检钞称银，殆同市道”。到了元顺帝妥欢帖木儿（海山帖木儿的长子嫡孙，第十五任）时期，一切腐败现象达到极点，蒙古贵族和喇嘛僧的跋扈，官吏的贪污，地主豪强的专横，与日俱增。以顺帝为首的蒙古皇室，也是“丑声秽行，着闻于外”。元朝的统治已经走上了崩溃的道路，和残酷的贪污剥削平行，又接连出现严重的天灾。元统（元顺帝第二个年号，用了两年）元年（1333年）京畿大雨，饥民达四十余万。元统二年江浙被灾，饥民多至五十九万。至元（元顺帝第三个年号，用了五年）三年（1337年），江浙又灾，饥民四十余万。至正四年（1344年），黄河连决三次，饥民遍野。
在天灾人祸的迫害下，农民成群地离开土地，武装起义相挺而起。
早在泰定二年（1325年），河南息州（今河南信阳）赵丑厮、郭菩萨的起义，提出了“弥勒佛当有天下”的口号，揭开了元末农民起义的序幕。顺帝至元三年（1337年），又有广东朱光卿、聂秀卿的起义，称“定光佛出世”。同年又有河南棒胡的起义，棒胡烧香聚众，起义者举“弥勒小旗”。至元四年（1338年），彭莹玉、周子旺聚众五千人在袁州（今江西宜春）起义，起义农民“背心皆书佛字”，周子旺自称周王，尊彭莹玉为军师，立年号。元廷派大军镇压，起义失败，周子旺牺牲（周芷若是周子旺的女儿，据说周芷若后来为了替父报仇，效仿郭襄加入峨眉派修炼九阴真经，最终成为峨眉派掌门人）。周子旺组织的袁州起义虽然失败了，但他为彭莹玉抗击元兵积累了宝贵经验，彭莹玉后来逃亡淮西投靠徐寿辉建立了天完证权。到了至正（元顺帝第四个年号，用了三十年）初年，小规模起义、暴乱已遍及全国，仅京南一带的起义即达三百余起。举行起义的农民多是汉人、南人，因此蒙古统治者对汉人、南人更加仇视。元丞相伯颜等人曾提出了要杀绝汉人张、王、刘、赵、李五姓的主张，同时又重申汉人不得执兵器，不得执寸铁，并且下今北人殴打南人不许还报等。这些禁令的实施，更激发了反抗的火焰，反抗蒙古统治者的各种各样的民谣到处传播。刘福通曾以“贫极江南，富跨塞北”为号召，当时有人说：“塔儿白，北人是主南是客。塔儿红，南人来做主人翁”，又有人说：“天雨线，民起怨，中原地，事必变”。这些民谣都强烈地反映了当时日益激化的民族危机和阶级矛盾。元末红巾军大起义正是民族危机与阶级矛盾的总爆发，而更主要是阶级矛盾。
“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这是至正十年（1350年）普遍流行于黄河灾区的一个民谣。到顺帝至正十一年（1351年），果然因为挑动黄河，天下反了。这一年，元朝**命工部尚书贾鲁发汴梁、大名等十三路农民共十五万人修治黄河，同时又派兵沿黄河镇压这些农民。就是这些黄河工地上服役的农民，点燃了红巾军起义的导火线。红巾起义爆发以后，一时“贫者从乱如归”，不出数月，黄河长江两淮之间，到处是揭竿起义的旗帜，这就是元朝末年着名的红巾军大起义。
至正十一年（1351年）爆发的红巾军大起义，主要分为两支，一支起于颖州，领导人是刘福通；一支起于蕲、黄，领导人是彭莹玉（即彭和尚）。
至正十一年五月，韩山童、刘福通率领农民军攻下颍州。刘福通长期以来即以白莲教组织农民进行反元斗争。他最初在永年推韩山童为首，称韩为宋徽宗八世孙，“河、淮、襄、陕之民，翕然从之”。不料事机泄露，韩山童被捕，其子韩林儿逃至武安，福通即来颍州，攻下朱皋，在朱皋开仓赈济贫民，“从者数十万”。以后又相继占领罗山、真阳、确山、汝宁、息州、光州等地。
至正十一年八月，徐寿辉、彭莹玉攻下蕲州。彭莹玉是袁州“庄民家子”，自幼出家，以清泉为人治病，袁州百姓“事之如神”。他长期利用白莲教组织农民起义。至元四年（1338年）起义失败，逃匿淮西，淮民“争庇之”。至此彭莹玉又推布贩徐寿辉为首，在蕲、黄起义，建元治平，国号天完，很快便占领了武昌、安陆、沔阳、江州、饶州等地。
这两支农民军头裹红巾，称为红巾军或红军；他们都信奉弥勒佛，烧香聚众，又称“香军”。此外，以红军为号的还有萧县芝麻李、南阳布王三、荆樊孟海马、濠州郭子兴，“两淮、丰、沛、许、汝、荆、汉”的农民都起来响应，红巾军的群众基殆本上都是贫苦的农民。元末文人叶子奇说，当时“人物贫富不均，多乐从乱”。明太祖朱元璋也说，濠州地区“民弃农业执刃器趋凶者万余人”。
农民起兵抗元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元末社会的贫富不均，阶级矛盾激化，但蒙古统治者的残酷民族压迫也是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