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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小胆子就大。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十二岁，就到处去看死人。有一回，听说运输学院门口死了人，我和酗伴芝兰和喜喜跑去看。尸体用塑料布盖着。芝兰说：“喜喜，你敢去把塑料布揭开吗？”喜喜说：“我不敢！”我说：“那有什么不敢的。我去揭！”走过去一掀，啊哟妈呀，周围的人都叫起来，说：“这小姑娘胆子真大！”
一天早晨，人说有一个女人吊死在家门口了。我撒腿就往街那头跑。已经围了好几圈人在参观，看不见。我便从人缝腋下钻过去。我人小，看什么就有这个方便：钻过去。钻过去一抬头，妈呀，就在那悬空女人的脚下！
一次是看跳楼。人还立在上边晃悠着。我和众人在下边等着看那个动作。等得不耐烦，就胡思乱想道：人为什么要自杀呢？活着真的是有那么难吗？
又想道：为什么每一个胎儿降生下来都要放声大哭呢？如果出生为人是一件好事，他们应当大笑才对呀！正是：
。。。。胎儿落地为啥哭？人世艰险多烂污。。。。。
。。。。原本无生无苦恼，为何叫我来贵处？呜呜！。。。。
我和喜喜、芝兰三个小姑娘可以说是好事之徒。遇到有游街示众枪毙罪犯的日子，我们必定跟着车队跑。游到哪儿跟到哪儿。直至出了城，路旁看客少了，车队开快，往青山刑场那边去，我们跟不上了才回来。有一次喜喜说：“我们跑快些，干脆到开枪的地方去看好不好？”我们都赞成这个主意，拚命跑。有别的看客懂得抄近路，我们也跟着抄过去。到了那里，还来得及看到死囚被从车上拉下来。
可以说我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洗礼中长大的。刚上五年级，文革就来了。我们这些半大半小的学生是扫四旧的急先锋。我们的思想最纯正，对真理的接受最为直截了当。我们一伙一伙地带剪刀上街，看到行人裤腿窄一些的就上去捉住，喀嚓一声给他剪开，剪成奇装异服。看到女人留长辫子就给她剪断。至于为什么裤腿要宽辫子要短，这个我们没工夫去想。我们不是在问为什么的年龄。
可是我忘了，我自己也是留长辫子的。似乎辫子在别人头上就是四旧的象征，在我头上则不是。将革命革到我头上来的是我的奶奶。她是胆子小。居委会主任夏大姐就住对面，我家一碗一碟主任一目了然。所以奶奶特别小心谨慎，革命自觉性特别高。她把家里一切有四旧嫌疑的东西都拿出去交给夏大姐。想了想，才发觉我的辫子也在扫掉之列。便拿起一把剪子朝我走来。我的辫子是从胎发留下来的，舍不得，便逃。奶奶就追。她那脚是缠过的，属于末代小脚。于是1966年的一个夏日，在武汉市的滨江大道上，有一个小脚老奶奶手里挥着一把大剪子，一颠一颠地在追她的长辫子小孙女。这个镜头要是有人抢拍下来，一定会获得二十世纪新闻摄影大奖。
想不到的是，当时真的有人拍摄下来了！此事直至四十年以后，我巧遇了那位摄影者才知道并看到了照片！
我的受教育程度实际上是到4点5年级为止。从此时起“停课闹革命”，直至小学“毕业”。免考，全班直接进入初中。混了一阵，“复课闹革命”。实际只闹革命，并不复课，主要是念念毛主席语录，以及上街跳跳忠字舞。曾有一阵，似乎真的是要复课了。臭老九抱着一摞教案准备进教室开讲，不料门一推，头上掉下来一颗地雷——半瓶开盖的墨水，和一把扫帚。爆炸声是同学们的开怀大笑和跺脚拍手。
很快就要“初中毕业”，方向是“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敲纺织工业部决定在四川省双阳市建立一个大型纺织厂，需要从武汉调一批熟练工人过去。给出的优惠条件是：谁去，谁的子女就可以不上山下乡。我的父母为子女前途计，就报名了。
要离开武汉这座热腾腾的母城，我是非常舍不得的。曾经把户口簿藏起来，不让爸爸去办迁徙手续。但那有什么用？部租的两艘大轮船沉闷地鸣叫两声，装着八十几户人家，转身朝上游遥远的地方，呼哧呼哧吃力地开去。
上船之后开船之前，邻居酗李升找到我，说码头上有一个人要见我。李升也是上船的移民。我问：“谁？”答：“你下去就知道了！”我只好跟他下去。
原来是刘纯华！码头水边有一批待运的砖码在那里，刚好隔出一方净土。刘纯华就候在那中央！李升指点完就走了。
刘纯华不是我们红街五里的，他住在六里。但几乎每天都到我们五里来。他是李升的铁哥们。他们有一伙朋友经常聚在李升家前面的小块园地，谈天说事，下棋打牌，吹拉弹唱。后来他们与我弟弟也混熟了，常来找我弟玩。我因此也几乎成了他们的朋友。
刘纯华的小提琴拉得很好，时常吸引得我出神地听。尤其是当他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琴声飘来时，我就要静静地坐到闺房窗边，领悟那伤感飞翔的境界。我觉得这个人真是多才多艺，能够奏出如此美妙的音乐。他出身知识分子家庭，父母都是医生，有一种不同于我们这些土孩子的气质。有一天，当他来我家时，我说：“你的小提琴拉得真好，能不能教教我啊？我想学！”他很高兴地答应了，天天带着小提琴到我家来，教我。
不过到底没有学成，半途改学琵琶来了。有一天他邀我和弟弟上他家去，碰到他姐姐在弹琵琶，这比小提琴更吸引我。他姐也认为女孩子学琵琶更合适，也愿意教。于是我拜刘姐为师，下功夫跟她学琵琶。此事我爸妈十分支持，在我十五岁生日那天两人笑眯眯地将一件礼物捧到我的面前：是一把从旧货店淘来的琵琶！才花了三十元。文革期间好东西不值钱，往往花不多的钱能淘到非常好的东西。这把琵琶属于上品，连刘姐也羡慕得了不得。
刘纯华为人显得老成持重，机智能干。文化大革命初期，“横扫牛鬼蛇神”那会儿，“革命小将”们杀入我的邻居杨伯伯家，将杨老奶奶从病床上架起来批斗，剃阴阳头。同时要将杨伯伯的女儿迎春和迪春剃阴阳头。她们是十五六岁的女孩儿，剃阴阳头象什么话？拚命抵抗，誓死不从。危急之际，刘纯华出场了。他说：“你们等等！我去把居委会主任请来！”小将们错愕，弄不清此何人何意，只好暂停。刘纯华以百米跑的速度急奔，半拽半架的把夏大姐弄着来。与其说是请，不如说是挟持吧。不知他跟夏大姐说了些什么。夏大姐对小将们说：“我是这个区的领导，小将们辛苦了！这两个姑娘呢，平日革命表现都还不错，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我看阴阳头就不要剃了。这事以后再说，小将们看好不好？”那时文革还没发展到冲击当权派的阶段，居委主任在小将们看去还是挺大的。就这样化解了一场危机。要不然一方是革命气势不可阻挡，一方是誓死保卫头发，闹下去也不知会出什么意外。
此事刘纯华获得很好的评价。人们把夏大姐的功德记到刘纯华的头上，对他称赞不已。杨伯伯家更是感激涕零。此事对于我，则是进一步在我心头确立起刘纯华长者的地位。我一向把他当成长一辈的人，虽然只比我大四岁。由于当成长辈，我从来没想到与他之间会有什么故事发生。
现在，这故事就要发生了不是？终于在我离开母城的这一刻，刘纯华鼓起勇气要向我表达某种情感！他一改平日灰扑扑的革命服装，收拾得焕然一新：质地很好的蓝黑长裤，崭新的白色衬衫，锃亮的棕色皮鞋。很可能这些行头由于与革命时代不太协调，平时是收藏在箱底里的，今天拿出来了。头发也是理发店刚刚吹出来的样品。总而言之，整个儿显得英俊挺拔，熠熠生辉。他迎前一步，向我伸出手来，说：“江月白，你们要走了是吗？这对于我真是非常舍不得的事情。我来送送你！”我的手还是处手，从来没和男孩子接触过，这时畏畏缩缩的伸不出去。我低下头，只让手指绞着衣角，同时说：“谢谢你，刘叔叔！”
他瞠目结舌，显得非常震惊：“你怎么叫我叔叔呢？我才多大啊！从，从前你叫我什么来着？”
我也记不起从前称呼他什么来着。好象是没叫过，交往中只是你、我什么的。
他也想起来了：从前并没称呼过他什么。“对，从前没叫过！可是，无论如何你别叫我叔叔呀！我们是同一辈的人，应该叫我大哥哥的！”他的声音低柔下来，“你知道吗，江月白，我喜欢着你！”
我的耳朵还是处耳，第一次听到一个男人说喜欢我。这在我的少女之身心中也引起了强烈反应。我羞得面孔飞红，感到体内在启动着一套又一套的什么系统。
“本来我还不会这么早地就说这个话，”刘纯华说，“我想有的是时间，况且你还小。可是，可是忽然间有这么大的调动！这事对我的打击太大了，我都痛苦得不能入眠。你这一去简直就是断了我人生最大的一个希望。我知道妄想从此变得非常渺茫，说也没用。我原想不说的，可是临末还是决定来送送你，表达一下我的心声！”
我开始感到有泪水在眼睛里打转。只听刘纯华又说：“没什么东西好送你，我买了个日记本给你带上好吗？”
我抬眼，他已经将塑料薄膜包装着的日记本递过来。我不知说什么好，也怕泪水和不平静的面部表情让他看见，接过日记本，谢都没谢一声，扭身就跑。他在后边追唤道：“给我写信！地址问李升！”
我跑上船，又回过头去看。只见他远远地立在那里挥手。忽然，可能是想起什么，急急向船跑来。在桥边让工作人员挡住了。几个人围住他，好象是发生冲突。我急忙要下去解围，看他还有什么话。这时已经到了开船时间，桥收门闭，没办法了。我继续朝下边眺望，看到那个白衫黑裤的身影已经自由地立在那里。还好，没惹什么麻烦，没被工作人员带走。我松了一口气，拿着日记本的手起劲地向他挥手。他看见了，高兴得边挥手边跳闯，象一只得到称赏的小狗。
我回到船舱，将日记本悄悄放入自己的小箱子，别让爸妈看见。仰卧在床上，头枕着手，品味着刚才这一幕，几乎有了做新娘的感觉！事物排序很重要，所以人们要争第一。第一印象，第一时间，第一夜。什么都是第一次的感受最为新鲜深刻。头汤面就比后边下的面条好吃。皮鞋落地半分价，刚打开包装的皮鞋就是值钱。刘纯华给了我第一次的爱情体验，轻轻吹一口气就让我喝醪酒似的晕乎乎。后来我的处女身是给了霍卜常，然而就处女心来说，我想是给了刘纯华的。他按了我十六岁少女的爱情开关，体内一套又一套的微妙系统启动了。
其实这份爱情是早就发生了的，只是我自己浑然不觉而已。刘纯华和他的朋友，表面上找我弟弟玩，实际上恐怕是冲我来的吧？刘纯华的提琴声也不是无的放矢，而是把对我的想望掺进去了的。我听着他的琴声，就被他勾了魂去。这有些象是和平演变，我被勾了魂还不自觉。自觉是有些自觉，只是躲藏在潜意识里边。现在回想起来，我对这位“刘叔叔”早就有喜恋的，早就处在他磁力线的穿透之中。我每天似乎都有一种期待，期待着他的身影，他的琴声。
想入非非，浮思联翩，不知不觉就进入梦境。刘纯华向我走来，我飞翔着投入他的怀抱。我们携手在龟山之坡起舞，在蛇山之巅徜徉。我们进入一个山洞……醒来的时候象是贾宝玉从太虚幻境回来，意态激荡！
轮船在夜色中隆隆前进。我呆呆躺了一阵，看看家人邻里睡得正熟，就悄悄取出刘纯华的礼物来，打开看。日记本的扉页上你猜写什么来着？“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与江月白同志共勉，刘纯华，年月日”。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刘纯华的笔迹。然而十分失望，因为这不是我期待他写的话。你不能写一句甜蜜一点的，让我心跳的话吗？你只能抄一句现成的鲁迅语录吗？倒不如抄一句毛主席语录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之类吧！
不过后来觉得也难怪。我们这一辈人脑子里装着的大体也就是一些语录。你能叫他写出什么来呢？
尽管不太满意，我还是把日记本珍藏入箱。我把它看做刘纯华的爱情信物。一直到后来，发生那么多的变化，人事沧桑，日记本也皮老纸黄，我还是保存着它。不信，现在我都可以拿出来给你看看！
由刘纯华点燃的一个少女的爱情之火，在轮船上慢慢焚烧，越烧越旺。到了双阳简直成了燎人之势，不可收拾。那是一个容易相思成疾的年龄，一个容易被情网缠住葬身大海的年龄，你知道。我几乎弄得茶饭不思，床第不眠，面黄肌瘦。我决定给他写信。这封信写了五天，八张纸。这时才想起通讯地址。急忙取出礼物来查。可能送给我的日记本里写着地址的，我想。我就细细翻检这本全新的日记簿。他家不久前挪地方了。要是不挪地方我倒大体知道地址，可现在不行了。我一页一页地查看，居然没有！除了鲁迅那句名言，什么也没有！
只好去问李升了。临别他不是在后边追叫“地址问李升”吗？这在一个少女不免是一个心理障碍。然而此时也顾不得了，只好去问李升。李升告诉我了。我郑重其事地写信封，弄好。拿到邮局一称，超重，加贴两角钱邮票。小心翼翼投入邮筒。投入以后还往缝里张望了一眼，生怕有什么差池。
回去我就等，掐着手指头算日子，等候刘纯华的复信。时时往门房那边张望。最后，终于等来了，有我的信！我狂喜地接过来一看，信却不是刘纯华写的，而是我自己写的！信封上贴一张退条，在“该地址查无此人”那一栏勾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