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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中队到场部，马车要跑五到六个小时，赶马车的就业职工都很愿意到那里去。到了场部，碰巧了就能买上“紧俏”商品，买些不常见的日用品，吃点好东西。赶好了还可以看场电影。那时的电影也就只有“三战”片（《南征北战》、《地雷战》、《地道战》)、《新闻纪录片》和京剧样板戏拍成的电影（就这几部电影，在19中队一年半载也看不上一部，我到了19中队后，没在那里看过一场电影）。更重要的是，赶车的可以借给别人捎带东西、别人求坐车捞些好处。那时候，凡是去场部，唯一的交通工具就是马车，没有马车，你这一辈子就别想去场部观光。我上初中后，赶车的就业职工最愿意拉着我去场部。因为他们的口粮里粗粮占得比重很大，顿顿饭青稞面做成的黑面馒头是主食，都吃怕了。能吃些白面馒头，就成了他们的一个奢望。在场部招待所，作为干部子弟的我，买饭票时，可以把粮票全部换成细粮饭票，开饭时就可以尽吃白面馒头。这些事情那些就业职工办不到，因为不允许他们住招待所，他们只能住在规定的地方，吃和他们在中队一样的伙食。他们就想找人，去招待所弄些白面馒头带回去吃。可就业职工子弟也办不了这种事，他们买饭票，一斤粮票只能换六两细粮饭票，四两粗粮饭票。在当时那种严酷的环境下，这些孩子已被磨练的没了棱角，性格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从他们的行动和语言上，人们就可以知道他们是谁的子弟，他们不敢冒充干部子弟去干这种事。赶车的找了我后，我就会理直气壮地去为他们买饭票，在他们回19中队时，就可以带回去一大包白面馒头。那几个赶车的，都很感谢我。
就业职工除了用调换工种的办法减轻劳动强度外，有的人还会装出各种残疾来逃避劳动。
19中队有一个就业职工，劳改以后不久，他的双腿就瘫痪了，不能参加任何生产劳动。刑满释放后，他的腿还是没有好，19中队就安排他在劳动工地专门给干部送开水。每次送水时，他都是拄着双拐，将两个暖瓶挂在拐棍上，步履艰难的给干部送去，我们看着他很可怜。这算是最轻的劳动了，属于照顾性质的。有一天我们去看就业职工平整土地，这人又给干部送开水。他正艰难地走着时，我们发现，他的身后有一条蛇正在爬行，怕蛇咬着他，孝们就喊了起来。孝们一喊，吃惊的一幕出现了，那个人竟一下撂了拐棍，飞一样地跑向了前方，他那瘫痪了的腿竟然好了。后来的结果不用说大家就可以知道，吃惊的干部们清醒过来后，就把这个就业职工关了起来。他后来交代，从进监狱的那天起，为了逃避劳动，就开始装残疾，一直到这天被孝的喊声所揭穿。这个就业职工在这件事情后，被戴上了“坏分子”的帽子，强迫执行劳动改造，受尽了折磨，我们这些孝都挺后悔那次喊话。
任何办法都没有的就业职工，他们就会采取另一种办法去逃避劳动，这种办法就是逃跑。
当时部分就业职工不甘心在这里受苦、呆一辈子，就想方设法逃离此地。有的趁劳作时看管松懈从田间地头逃跑了、或是在月黑风高时不顾危险翻越高墙逃跑了、还有的请了假后出去购物就一去不复返了。可是，绝大多数都在以后被抓了回来。那时的劳改干部都希望出差抓人，目的就是挣些出差补助补贴家用和出去见见外面的世界、长长见识。
19中队有个姓耿的叔叔，被场部抽去长期在外地抓人，他每个月只在发工资时才回来一趟，在外出差抓人就是在他主动要求下出去的。和他在一起的叔叔说，耿叔叔每天从来不吃早饭，只吃中午和下午两顿饭，这两顿饭每次都是一棵大葱，两个馒头。他把挣到的出差费和工资全部交给了在农村的家里补贴家用。实际上，那时的出差费每天也就是几毛钱，让现代人不可想象。那几毛钱，在当时可起着大作用。
可能是为了安定这些就业职工的人心或是其他想法，后来上面有了个政策，对表现优秀，已经结婚的就业职工，经批准可以让老婆孩子从内地迁过来和他们一起参加劳动生产，户口定性为农业户口。当地女农牧民愿意嫁给表现优秀的就业职工的，经批准也可以结婚。这样，西面山下就有了一片简易房屋，供这些有家室的就业职工居住。
来到19中队几天后，我发现，这里只有一个跟我和胖翻译、蓝菜花岁数差不多大的孩子，剩下的十几个都比我们小一些。只有两个女孩比我们大几岁，一个女孩被她妈妈叫做“萍”，是中队指导员的千金。她弟弟和我差不多大，我到了19中队，他就成了我的“兵”。这个男孩认识我时，刚好因为调皮摔伤了腿，走路一瘸一瘸的，我就给他“册封”了一个名字，叫做“李拐子（他家姓李）”。
另一个女孩被大人称为“媛”， 她弟弟比我小，在我到了19中队后就离开了她姐姐，整天跟在我屁股后面玩。因这个男孩说话吐字不清，我就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大舌头”。
这俩女孩的胸前，都别着一枚特大的毛主席像章，每人身上都背着一个小包，包里装着《毛主席语录》。刚开始我见了这两个女孩，也学着大人的样子，叫她们“萍”、“媛”，可她俩不爱听，有些咬牙切齿地说：“我们的名字也是你这个小屁孩叫的吗？”
她俩说我，我就故意侮辱、讽刺她俩：“你俩是破黄毛丫头！一个像狐狸精！一个像白骨精！你们还假装背着《毛主席语录》，其实你俩是资产阶级臭小姐……”
说不过我她俩就会哭一场，就会去我家告状，我就免不了挨顿打。但“狐狸精”就成了“萍”的外号，“白骨精”也成了“媛”的代称。最后，连她们的弟弟都跟我学着叫她俩的绰号，她们生气时也叫弟弟的外号。
那时正是文化大革命,为了表示对领袖的忠心，各地都在大学、特学毛主席语录,革命委员会（各地的领导机构）还要求人人都会讲述、背诵毛主席语录。为应付差事、表示进步，大人、孝都在想方设法弄到一本《毛主席语录》。手里有了《毛主席语录》，就觉得很光荣，很体面、很革命。女孩子们有了《毛主席语录》后，对这本书十分的爱护，就充分开始展示自己的特长。她们把玻璃丝（玻璃纤维）精心编织成和语录本一样大小的小包，把《毛主席语录》装在里面后，就每天背在身上。那小包既成了装饰品，又体现了女孩的革命性。男孩们不会编织小包，就直接背着个大书包，里面装着一本不大的《毛主席语录》，那样子就像是天天在上学，连假期都没有。
看着媛和萍戴着大毛主席像章，我就回家找了一枚比她俩的大的毛主席像章戴上了，见了她们就挺胸抬头地镇她们。那时正流行戴毛主席像，大家都在互相攀比，看谁家的毛主席像章样式多、谁的像章大谁就最牛。除了身上戴的，各家各户还把所有的毛主席像章都别在一块红绸子布上，装在镜框里，悬挂在家里最醒目的地方，充分展示对毛主席的热爱和忠诚。
我戴上了大像章，还在书包里装上了14卷《毛?泽?东选集》。虽然背着很重、很累，可的确镇住了媛和萍。我在她俩跟前从书包里拿出《毛?泽?东选集》假装学习时（那时根本不懂书里说的是啥），她俩吃惊了，看着《毛?泽?东选集》，她俩十分诚惶诚恐；再看看自己背着的小包，就感觉到渺小了……
在这群孩子里，我背诵的毛主席语录最多，对“老三篇”（毛?泽?东着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能倒背如流，其他“知识 ”也最多，他们就理所当然地“团结在了我的周围”，我成了他们认可的“核心”。在一起玩的时候，我就会给他们讲毛主席的故事，给他们讲城市的生活、讲电影、讲汽车、讲火车和他们不知道的事情。
这群孩子从出生后就没去过远的地方，最远的地方也只去过农场场部，有的还没离开过19中队。他们对19中队以外的事情很感兴趣，都想多知道一些外面的事。这些孩子们连火车都没见过，知道火车也是通过课本上才了解的，火车离他们很遥远。每次讲起外面的世界，我生动夸张的描述是他们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除了一个八岁名叫“车轴”的天生傻子瞪着无神的双眼、嘴里流着口水听不懂外，其余的听得都是异常兴奋。
离开城市的时候，表哥用铁丝、自行车链条做了把手枪送给我作纪念。那把枪很好玩，只需用一根火柴当“子弹”，扣动扳机，撞针撞击火柴，就可发出清脆的“啪啪”的爆炸声，和真枪的效果很相像，早晨只需从家中偷出一盒火柴就可以玩上一天。
那时候，孩子们没有玩具，我的这把山寨“枪”就显得很雷人、很宝贵，它成了孩子们心目中的圣物。
当时的农场，还有一种很不安全的火柴，名字好像叫“黄磷火柴”吧。那种火柴可以在任何地方划一下就燃烧，你就是把这种火柴在身上擦一下也可以着起来，它很不安全，可我不知道这火柴的厉害。由于当时火柴是配给商品，凭票供应，家家用起火柴都很节省，这种火柴叫做“安全火柴”。为防不够用，有些家庭就会从别的渠道弄些不用票证的火柴，这种火柴就叫“黄磷”火柴，它是一种很危险的火柴。
有一次，我从家里偷出了一盒这样的火柴，当我准备把火柴头安在玩具枪里时，它竟燃烧了起来，还烧伤了我的手指。见火柴燃烧了，我一着急，就在身上拍打受伤的手，谁知道这一拍打，就将兜里的一盒火柴拍着了，霎时衣服也燃烧起来……回到家里后，不敢给父母说实情，可他们看着我那被烧坏的衣服和受伤的手、肚皮，还是知道了是咋回事。从此，家里就开始把火柴藏起来，用时才拿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