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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结束的时候,我突发奇想地认为,我也要暂时地离开这个小镇了。往往人的想法都是这样,对一个东西不再感兴趣的时候就必然放弃。只不过我对这个小镇失去兴趣是暂时的,所以我离开也是暂时的。我认为,在我对这周围的一切感到疲劳时就应该转移一下视线。
在这期间,我妈再次给我打电话,说是把学校给我联系好了,就等我过去。我毫不犹豫地说,那成。我说我现在就动身吧,也正好避暑。我妈听我这么爽快就答应了,觉得无比的诧异,忙追问我说是不是朱伯待我不好,没有家的感觉?
我说:“家不是感觉出来的。”
我妈说:“那是怎么回事?”
我说:“这不称你心意了么?怎么你也犹豫了?”
我妈说:“你答得这么快,我觉得事情复杂了。”
我说:“如果我不答应呢?”
我妈想了想说:“那就更复杂,你来吧儿子。”
我说:“那朱伯呢?”
我妈说:“我会给他说清楚的。”
当然,直到我走的时候也不知道我妈是怎么给朱伯说清楚的。我甚至觉得这完全没有说清楚的必要,我妈既然决定同朱伯重组一个家庭,但她最后还是回到了她工作已久的那个不甚遥远的地方,像是这一切尚不成立,家庭的重组仍是一个概念问题。我想,如果这已步入实践,那么我妈既然能够回到理塘,那么我就更不在话下。
当我把要去理塘这件事说给朱伯的时候,朱伯有些憨厚地说:“你妈妈说过的,你去吧。好好念书,我等你们回来。”
我一直觉得这最后一句话要说在我上车那一刹那才最为合适,按照日常习惯和离别时说的套词也都应该是这样。而事实上,在我上车后,朱伯除了一直挥手他什么话都没有再说。
甚至两年后,当我再踏入这个小镇,他也是同样地什么也不说,笑着上来接我的行李。我妈站在他身后,一个劲儿地喊:“儿子,儿子。”
良子听说我要离开这个小镇,表现得无比沮丧。我想他是唯一一个能为我的离开而表现得忧伤的人了,这让我感到郁闷,我的想象是至少会有一个姑娘,她会为此隐隐难过。但事实上再没有一个姑娘能够想起我。
我对良子说:“我因为一个姑娘而固执地要留在这个小镇,我多希望我能因为一大群姑娘而离开这个小镇。”
良子说:“不可能,你没那魅力。”
我说:“所以说,我离开了,难过的居然连个姑娘都不是。”
良子说:“你走了,我的日子是会很难过。”
我说:“你有杜芳。”
良子说:“我日子难过,她心里就难过。”
我说:“没想到我走了难过的居然是你的姑娘。”
良子说:“那你可真够悲哀的。”
我说:“你更悲哀。”
我离开小镇的那天清晨,天空起了淡淡的雾,从街上经过,只有炸油条的那位大爷起得很早,趴在炉子下面生火。朱伯拖着我的行李和他打招呼,然后四周安静得就只有四个轱辘在地面滚动的声音,一直到我上车,这种安静也仍然没有散去。
这和我想象中的大相径庭,想象中我会在一个太阳初生的黎明,在众多人的挥手和祝福中同他们依依惜别,然后在我乘坐的那辆车驶出他们的视线后,他们频频回头,不舍离去。最好是有一个姑娘,她要在某一个角落看着这一切而独自垂泪,这样场面就完美得无懈可击了。
这种想象和所有影片里的场景都很相像。
而现实里,除了朱伯,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我这一天突然就离开小镇了。当然,更现实的是除了良子,我也再找不到能告诉的对象了。
车门关上的那一刻,我突然就记起了半年前的那一幕,我在外面,朱亚岚在里面。而现在角色改变,我在里面,朱亚岚的父亲却在外面。
这个对比的画面在我头脑里一闪而过,我不想再因这些许的点滴立马勾勒出这个姑娘的影子。严格地说,有一半的因素是因为朱亚岚,她让我固执地要呆在这个小镇却又让我义无反顾地离开这个小镇。我想我不能再为此剪不断理还乱了。
当天下午,就从成都行至康定。在康定停宿一晚有轻微的高原反应。次日凌晨四点,我踏上开往理塘的班车。两个小时后,我在车上迎接来到高原后的第一缕曙光。它们像金针一样刺破围绕在山尖的迷雾,撒在行进的这条318国道上。我的心情豁然开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