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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社事件爆发得十分突然，虽然前期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可惜那些只具备原始条件的台湾原住民，根本无法抵抗现代文明带来的战术与武器的冲击，最终难逃一败涂地的命运。挑起争端事件的重要人物莫那·鲁道自杀，参与行动的各部族几遭灭族，数百原住民于高压情势下集体自缢，余生者则被强制迁至川中岛，当时的情势惨烈无比。
此刻陷入回忆之中的老族长有些黯然神伤：“实际上，我就是莫那·鲁道的小儿子巴沙奥，我还记得事情发生的那一天，那是我的哥哥达拉奥结婚大喜的日子。所有的族人们正在聚集喝酒庆祝，正巧碰到日本警官吉村途径这里。我哥哥达拉奥为了以示友好，斟满一碗酒请吉村喝。这本是我们当地尊敬客人的一种礼节。”
“没想到，这个骄横的吉村竟然用手杖将我哥哥手中的碗打掉了，不仅如此，他还挥舞手杖打人。哥哥受此侮辱，怒不可遏，我也忍无可忍和哥哥一齐冲上去，把吉村掀翻在地，狠狠地打了一顿。”
“而我们的父亲莫那·鲁道是部落里相对开明的领导者，他曾远渡东洋修行。他在那里见到的警察并不像在台湾的日本警察那样凶恶，由此对日本警察的压迫更为不满。此时他见吉村如此，也忍不住心中的怒火，和家人一起动手将吉村痛打了一顿。”
“第二天，日本警察便以‘侮辱官宪’的罪名将哥哥拘押，严刑拷打，以报当日之仇。父亲唯恐日本人借此机会制造事端，牵连其他人，就携带礼品亲自去向吉村赔礼道歉。但吉村不依不饶，口口声声要严办我哥哥以及打他的族人们。日本警察平时对原住民经常无故拷打拘押，吉村的一番话更使我们一家都感到走投无路，大祸即将临头。”
“父亲知道日本人是决不会善罢甘休的，于是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就决定领导群众发动武装起义。当时，父亲在赛德克族里面周围各社颇有威望。在下决心起义之后，就秘密进行联络，勃阿伦、荷戈、罗得夫、太罗万、束库等社头目都表示全力支持父亲的起义决定。”
“同时我们还得到了花冈一郎、花冈二郎的积极策应。花冈一郎和花冈二郎都是受过日本人精心培养的原住民青年，花冈一郎还曾进入台中师范学校学习。因成绩优秀，他们分别被录用为‘蕃童教师’和乙种巡查。”
“他们本不是兄弟，由于日本人为了夸耀所谓同化蕃人的成绩，将他们的名字都改了。尽管他们比起一般原住民所处的地位要高，但是他们在接受了近代教育后，更加感到日本殖民统治对于台湾民众的压迫和歧视。所以，当父亲领导着部分赛德克族人决定起义时，他们毫不犹豫地与自己同胞站在了一起。”
“日本政府为纪念明治天皇的弟弟死于台湾而举行‘台湾神社祭’，雾社地区照例举行运动会，父亲认为这是发动起义的好时机。”
“到了那一天他便率领着六个部落的族人，趁着清晨破晓时分，山地警察及其家眷都尚在酣睡之时，他们首先发难，其后兵分多路，分成数队陆续袭击日本人所在据点，并切断所有对外交通及通讯设备，自此一发而不可收。”
“抗暴事件爆发后，台湾总督府配合日本人共同进攻雾社，镇压起义。最终在马赫坡社被围困多日，参与雾社事件的赛德克族人们陷入饥寒交迫、弹尽援绝的窘境，父亲见大势已去，不得不承认失败，在断崖上持枪自杀，而母亲也刚烈非常，上吊自尽，我和哥哥则双双跳下悬崖。”
“没想到，我命不该绝，山谷底部有一个大深坑，里面多年来积满了厚厚的一大团残叶，一层盖着一层，足有几十米深。我敲落在了树叶堆中间，这起到了缓冲的作用，将我的下冲之力卸去了大半。”
“即便是这样，我依然深受重伤，双腿受到了猛烈的撞击，丝毫动弹不得。我害怕日本人不甘心死不见尸，要来悬崖底下确认，就躲在了这个堆满树叶的深坑下不敢移动，也不敢呼救。”
“就这样整整过了七天七夜，我受困于此，几度昏迷就要渴饿而死了，更为不幸的是依然有一支搜索反叛原住民残余力量的小队扫荡到了这里，我被发现了。奇怪的是，那支队伍的带头小队长似乎是刻意将其他兵士支开，独自一人来到了深坑边上，走到近前轻生呼唤我的名字，竟然用的是我们原住民特有的语言。”
“我勉强睁开双眼，朦朦胧胧中认出那人原来就是我们起义的伙伴之一花岗二郎。他见我没死，也是喜出望外，先慌忙四下张望了一下，偷偷丢给我一只水壶，然后站起身来踢了踢脚旁的树叶，将我埋得更严实了一些。”
“我见他回去后冲着旁边的一个副队长连比划带哇啦哇啦用日语解释半天，好像是在示意深坑那边没什么特别的，只是一具普通叛军族人的尸体，抬回去没什么意义，索性不要管了，赶紧回去庆祝胜利喝庆功酒。那个日本人将信将疑，也没有太较真，向这边望了又望，最终还是带着队伍离开了。”
“到了晚上，两道身影分别驮着大麻袋再一次神秘兮兮地潜到了深坑处，正是花岗两兄弟，他们俩先将我从树叶堆中救起，放到了随身携带的折叠担架上，然后又从麻袋里面掏出了一具尸体，扔到了坑内，将树叶和周围环境尽量恢复原样之后，他俩就带着我匆匆离开了。”
“花岗兄弟把我带回了驻地，为我治伤帮我恢复，可惜我的双腿受伤太重而且拖延时间太久，保不住了，估计从此以后再也无法站起来了。我仍然对他们的幸免于难表示疑惑，甚至怀疑他俩做了汉奸，但是如果是这样，他们为什么又要救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