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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我是流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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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新刚出事了。子宁打电话说,新刚又被他们保安科长打了,现在人在医院。我匆匆赶到子宁所说的医院,刚进大门就见子宁神色慌张地出来。他对我什么都没说,一把拉着我就向外走。

“咋啦?”我问。

“护士说新刚缝了伤口就走了,走的时候提着一把刀。”

“别急,不会有事的。”我一边安慰子宁一边打新刚的手机,可他总是拒接,到后来竟关了机。

“肯定出事了。”子宁焦急的念叨着。

新刚的保安科长常欺负他们这些小保安,先前就打了新刚好几次,这次看来是把新刚惹急眼了。依新刚那种难受委屈的脾气,要出什么事可真说不来。当我和子宁赶到新刚上班的公司时,事情已经不可挽回地发生了。和新刚常来往的一个保安说,新刚挥刀砍了那个科长,现在被110带走了,伤者也被送去了医院。

“严重不严重?”我问。

“死不了,狗日的不是东西,早该砍了!”那保安恶狠狠地说。

“伤着哪儿了?”子宁急切地问。

“胳膊上,就是砍了一道口子,没什么大不了的。”

“噢,没出大事就好,伤了人家给人家治疗就是了。”子宁如释重负地说。

我点了点头,可心里并没轻松下来。依我的法律常识,持刀行凶造成人身伤害可不只是花钱治疗那么简单的事。弄不好会被判个三五年的。我问子宁:“这个警区有你哥们吗?”

经我一问子宁马上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神色又一次凝重了。他仔细想了想说:“没有,市局有个初中时的同学,可多年都不来往了。”

“先找找看,千万别被动了。”

几经周折,我们终于拨通了子宁的初中同学——市局刑侦处小李的电话,子宁寒暄了一番后就简单把新刚的事说了。小李在电话里说什么我不知道,只见子宁执意要请小李出来坐坐,他好像推辞了一会,最后终于答应了。

下午六点半,我们把小李约到一家还算有些档次的餐厅,小李来后连连说我们太客气了。席间,子宁又原原本本地将新刚的事向他说了一遍。

“您给我们拿个主意,现在人已经让110带去了。”子宁恳切地说。

小李想了想说:“好像市局还没接到派出所的汇报,如果报上来就不好解决了。”

“那您说这事现在该咋办?”子宁问。

小李沉默良久问:“犯事的是你什么人?”

“我表弟,我妈的亲侄子。”

小李告诉我们,派出所对这类事一般有两种解决方式。第一种,如受害方态度强硬并一定要用法律手段解决,那就如实上报,由检察院公诉法院审理,一旦开了庭,十有八九是要判的。第二种是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以斗殴论定,罚点款赔点钱了事。他特别指出,这事必须做通两个人的工作,一是派出所所长,二是受害人。

我们不停地向小李敬酒套近乎,可他总显得一幅心不在焉的样子。子宁说:“那您能不能给这个派出所所长说说,我们也好走动走动。”

小李不冷不热地说:“不熟。”

我们都明白了,子宁给我使了个眼色,我就借故出去了。我打电话给刘建,让他准备两千元的代金券。刘建笑这说:“湛子,出息啦。是想升官了?好,这两千元算我投资,咱哥俩可要”苟富贵,毋相忘“啊。”我说是为子宁摆平个事,并告诉了我在的地方。刘建很快打的赶来,给了我一张“怡静山庄”的金卡,价值两千元。

“怡静山庄”是康城着名的休闲娱乐场所,据说消费极高,两千元在那里是毛毛雨的小意思啦。其实我连“怡静山庄”的门朝哪边开都不知道,现在却要给别人金卡。唉,人哪,有时候都是打肿脸的胖子。

我假装随意地把金卡在手里晃了晃,顺手塞进小李的衣兜里。小李似乎没察觉,但酒桌上的气氛却突然间其乐融融了起来。小李说:“老同学用得着就是看得起,咱们干了。”我和子宁急忙举杯相迎。

小李给那个警区的派出所所长打了个电话,说了进十几分钟的黄的黑的段子,然后才谈到我们的事。那所长似乎答应得很干脆。

送走小李后,子宁问我给了他多少。我说两千元,子宁狠声骂道:“日他妈的真黑,连吃再送都二千六了。”

“值,如果新刚判了,再花钱恐怕都没办法了。”

子宁问我身上再有多少钱,我搜集了半天,所有衣兜朝天才凑出587元。他翻遍自己全身,又凑出200多块。这些钱实在太少了,眼下需要打点的地方还很多。

“医院那边怎么办?”我没了主意。

他沉默了一会说:“再说吧,先把派出所所长拿下再说。”

我们买了点礼物,大约500多块,就如今场面上的事来说,真的菲薄了些。好在有小李的面子,我想应该不成问题吧。

那所长倒也爽快,明确地说如果把受害人搞掂,他这边不成问题,但人必须等协商妥了解决的办法才能放。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双方私下了结,派出所完全可以不闻不问。我们连连道谢,所长豪爽地说:“小李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对朋友我一向是够义气的。放心好了,你表弟的事算个逑,更大的是也有摆平的法子。”

离开所长家时,浓厚的夜幕已严严实实地笼罩了整个康城,华灯异彩下,康城显得有些不真实。

“这所长豪爽得像个黑道大哥,真不知道他平时是怎么执法的。”

“兵匪一家嘛,自古如此。”子宁淡淡地说。

第二天中午下班后,子宁打电话约我和他一起去医院一趟。我说:“有钱吗?我们要有个准备。”

子宁在电话里说:“准备个锤子,我们一起去,把势扎硬就行了。”

我实在想不明白他哪儿来的横劲,现在是安抚人家的时候,如果处理不好,人家硬要上告事情就难办了。我赶到医院,见子宁一身笔挺的黑西服,头发油光可鉴一丝不苟,鼻梁上架副灰黑色的墨镜,俨然一派道上人物的模样。我和站在一起就像一个提包开门的小马仔。他说:“进去别说话,看我的就行了。”说完将手里的皮包递给我。我还真成了他的小马仔了。

受伤者是一个三十多岁,挺魁梧壮实的汉子。从他那被太阳灼烤得黝黑的面容上就可以知道,他也是从农村来的农民工。我们进入病房的时候,他正向其他病友吹嘘自己在城里的见识。

子宁静静地站在病房中,神情很冷漠。那家伙住了口,病房里一下安静了许多。

“先生,您找人?”他陪着小心问。

“张新刚砍伤的人就是你?”子宁不紧不慢地问。

“哎,是,是,您是……?”那家伙一脸谦卑和疑惑。

看着他那幅可怜样,我心里既觉得可气,又感到难过。他和新刚都是进城打工的农民,为什么进城混久了就欺负和自己一样出身的兄弟呢?大家都不过是在城里混饭吃的可怜人嘛。

“新刚是我表弟,听说他出了事,我就过来看看。”子宁依旧一副不冷不热的神情。他从皮夹里潇洒地抽出几张崭新的钞票丢在病床上说:“新刚伤了你,我现在给你道个歉,这点钱买些东西补补吧。”

那家伙被子宁的气势震住了,原先还准备躺在床上故做一番痛苦,现在却殷勤地下了床,连连请我们坐下。

“您二位坐,坐……?:”他苯嘴拙舌地说。

我没动,像石雕一样地站着。我明白自己现在表演的角色。

他伸手请子宁坐,子宁微微往后退了一步,手轻轻弹了弹被他触到的衣服,眉头皱了皱。那家伙一下子局促了起来,双声在自己衣服上搓了搓,又看了看,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

“我在康城的时间不会太多,所以希望这事能在这几天内解决。”子宁拿出一包软中华抽出一支点着说,“当然你如果想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那也行。唉,也怪我对新刚关照太少了些。”

“我听您的,听您的。”那家伙点头哈腰地附和着。

“我就不陪你了,想明白了和我联系。”子宁又转身向我扬扬下巴说,“给他电话。”说完就径自走了。我抄了子宁的电话递给他,也转身走了。那家伙一直追送着,不停地喊:“慢……慢走,慢走啊。”我们始终没回头,就像港片里的黑道大佬,气昂昂地离开了医院。

出了医院后,我再也忍不住了,对子宁就是一脚:“真的一样,操,让我做马仔。”

子宁笑着说:“那狗日的要把咱们送到大门外就露馅了,咱们连车也没有。还好,估计震住了。”

我点了点头,心里服他真有一手。

我们又托人见了给那家伙接诊的大夫。回话是伤情不大,从明天起,每天只开十支青霉素,除此之外,不再用药。三天后伤口拆线,五天保证出院,所有住院费、医药费控制在一千五百元以内。

局面基本上控制住了,我们已花去了三千多元,再加上医药费、住院费以及以后的了接的费用,估计总数不会低于五六千,可现在我和子宁都已成了穷光蛋。这事还不能让赵姨知道,否则她又会担心的,我们只能瞒着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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