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虽说时间似流水，一去不复回。让你无法理解的是，有时它又会与你开个大玩笑，就象太阳西落明天又东升，月到十五丝毫不缺损，任凭风云弥漫彰眼目，万物神灵时刻在驰骋。有些前几年早已过去的事，许多年之后又毫无预报的就出现到了身边，竟是与当年那等的相象，莫不是老天爷执意要人们完成未尽的事情。看来天确是有灵气的，做什么都不能半途而费。

尤振雄和黄文斌是旧交。参加工作之前，在广阔天地接受再教育时认识的。两年多的边疆农村生活，朝做夜眠同房铺，春耕秋收共吃住，乡镇赶集双驾辕，山村课堂学毛着。也称得上是患难之交了。

认识可谓不短，交情却乎未深。尤振雄并不喜欢黄文斌，觉得他身上那种高傲自负的性格与自己不相融洽。只是那时住在一起，吃在一起，大家总不能成天为丁点小事争执不休。为了共同的生活，各人不管出于何种思想，相互间都表现出尽可能的宽容和忍让，和平共处。

黄文斌是老知青，文革开始时的高二学生。早几年就下乡了，十里八村，认亲交故，见多识广，阅历丰富。比尤振雄大几岁，他总以“老大哥”自居，无论伙伴们谈论什么话题，只要有他在场，都绝无例外的会凑过来发表高见，做出判断，解释因果，安排功患。简直就是天上派来的太白金星，专门降到人间指导世事，救急化难的。不过他到底在正规中学里读过几年，尽管没毕业，也比后来那些带着毕业证来下乡的小弟弟们懂得不少。舞棍踢脚，冰河洗澡，打柴烧饭，植花养鸟，什么都能来几下。在乡下的几年，很得到老村长的赏识。三乡九镇的联防民兵听他令，十年八载的开荒计划由他定，哪家发生野蘑中毒先敲他的门，党支部开会也不忘请他去旁听。别看他到现在也没入党，可人家就有那份能耐。要不是走得快，说不定就被招为过门女婿，听说有人还打算将他培养为村长的接班人，州里也几番来人想搞个立足边疆扎根农村的先进典型，只可惜那里太穷了，再大的成绩也难出人头地。

尤振雄他们这些经过文革的新毕业生下乡时，人家已是方圆几百里山区军民联防的大队长了。别看老黄依然是下乡知青，职无定级，薪无半分，村委会里仅有的一台有线电话机主要是为他服务的，有事甚至可以在任何时间与州委书记或者军区司令员直接通话。说奇妙也不奇妙，在那种“以阶级斗争为纲，”以“两个凡是”为一切行动的准则的年代，各基层单位的乡长、村长、书记，都在想方设法的用各种不违背最高指示的做法，带领自家这方人马努力把粮食产量搞上个新台阶，至于那些成天带队领人搜山抓特务、堵奸细、查毒品、防间谍之类的事，也正是这些联防大队的人员乐意之所为。

可惜黄文斌这人好的是争强斗胜，真正务实的成分却不足，一听到外边有什么新动向就想放弃原定的作法，带领众人赶超新形势。比如在文革后期，城市中学生和下乡的知识青年群体中，曾流传着几个故事怪诞的手抄本。有一次不知经过什么渠道，他看到了一个叫作《一双绣花鞋》的小说，就莫名其妙的给他管辖之内的十山八寨的民兵们下达了搜山的命令。前后搜了半个多月，真的让他搜出了几只破草鞋，遗憾的是事态到此为止。据说他设计了五种可能都没得到任何有价值的发展，最后只得作罢。这也是他终不能成为典型的症结所在。

两人住在一窝，吃在一锅，玉米青稞，无分你我。时间长了，双方也都发现对方与己有不少隔阂，因此相互总也成不了好友。近些年来，大学的校门渐渐敞开，不象前几年只允许工农兵学员进出，这年传出新精神，各类人物都可以考大学。象尤振雄他们才告别学校不久，且在校时成绩比较好的，学习的热情还没有彻底凉下来，这时多么希望能有机会进入高等学府再深造一番，实现从前那不可靠近的梦想。于是，这些人很快就收集起各科的教材，利用业余时间，拼命地复习。

可是他们的行为却不是人人都能理解的。一些根本不敢翻书持笔的差生，就不惜四处散布流言，嘲讽人家是不安心农村锻炼，思想改造还未达标。黄文斌就曾语平心忧，声外有言地单独劝过尤振雄。他说依他所见，知青下乡不会是永久性的，不久就会有所改变。这在当时是非常激进的观点，一般人只敢意会不敢交流。黄文斌到底有几分特殊，不光当人明说，还列举各样事实来证明它。他说他的同学多已回城，虽然通过不同手段，走过各种后门，或因病，或因伤，但不难看出，手续是越来越简单了，已成了乡镇委员会的日常行政事务。他的意思是想劝天真的小弟弟们，不必过分苦熬自己，反正只是个时间问题，能住过初一，又何惧十五？拿出点男子汉大丈夫的气概，不要在最后阶段还给人留下个不安心接受再教育的骂名。看看，人家的美好理想在他眼里只不过是寻找脱离农村的捷径。

头一回没有经验，不知道新的高考会用什么方法来考，大部分人员还抱着以往的梦想来寻好运，结果一个没考上。回来自然少不了让人们好一番奚落，有人也丧失了信心，觉得自己再学也难进高等学院的门槛；也有人更憋了一股劲，钻进去愈发不可自拔，下决心要在下一年做出点模样来。后来没多久，就赶上了大招工。面对这样大好的天赐良机，平时思想最激进的人也闭上了嘴，人人都不吭不哈，什么豪言壮语，统统留在了贫穷落后的滇西高原上。所有的从城里来的知青，全都一个样，背起背包放下锄，告别辛酸小石屋，走出贫瘠黄土地，跨上通天新道路。时常在嘴上夸耀的人生追求的金光大道，说不定就从这里开始。过去那段无言的争执暂告一段落，新生活的开始，人们都以新的眼光相互对待，旧时的隔阂不知不觉地被遗忘。在学习新知识的面前，谁都得潜心尽力，山乡学到的各种经验多没有用，只得忍痛割爱，悄悄地抛弃。相反，猛地走进城市建设，工业生产的行列，那些多下了几年农村的大哥哥们，长时间没摸过书本纸笔，这时与小兄弟们相比，倒显得大脑也不够灵光，手脚也不象小青年那么麻利。不得不暗暗加把劲，努力去学习。

在驾训班里，一百个人，同样身份，同样目标。每天一早就起床，分班跟着老师傅学车上的动作，沿途驾驶。谁学得快，谁学得好，自有各自的老师点拨评判。学员间几乎全心用功，一点不去顾及外边的事情，对面相见也不招呼了。今后上路都只讲人车完成的任务，个人间不存在你荣我辱，你争我夺的厉害关系。从此谁也不管谁的闲事，过去认识的也好，不认识的也罢；有交情的也好，有积怨的也罢，都一样相处。尤振雄与黄文斌和众人相同，主要的精力都集中在刻苦的学习上。以前曾有过的不友好，也在新的生活中逐渐抚平淡漠，可谁也没想到，后来上车上路后又会有所发展，并一发不可收拾。

那是驾训班将结束的事。同窗苦练了一个多月的一百人都顺利通过了考试，领到了实习证，准备分到总站各车队跟车了。这一天大家一块照了毕业像，又在大饭店包了几大桌丰盛的酒席，师生同欢同庆。这天人人喜悦，个个高兴，每每扬箸，频频举杯，为自己庆幸，为朋友祝贺。酒过三巡，肴馔残凉，黄文斌与人不同的心窝早被烘得难以平静，又生出一个新点子。他借着一阵酒力，将杯中的加满，站到中间，大声对人们说道：“弟兄们，今天真称得上是个喜庆的日子。我们一百个人，虽然来自各方，过去多不相识，如今为了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这是多么难得的啊！说起来也并非偶然，应该承认我们的命运有不少相同之处，要不然怎么偏偏把咱们放到了一起。不要说明日就得分道东西，各奔前程了，从今以后我们将一辈子在同一条战线上，为建设祖国而共同奋斗了。我建议，趁着今朝相聚，众人结拜成异姓兄弟，对天盟誓。来日在工作的岗位上，无论天南地北，山东河西，在哪里遇上了，各各以义气为重，相互拉扯一把。”

这个主意挺富于刺激性，对于吃喝得正兴起，头脑正发热的酗子们来说，无疑恰恰迎合了各方冲动的心理。没等他说完，下面就有不少人叫好赞同，一些好管闲事的人员呼兄唤弟，四方走动，斟酒安席，准备仪式；又有人互问生辰，籍贯八字，方位属象，试排座次。尤振雄他们那一伙却不以为然，没有表现出兴趣来。他想了想，对这位出主意的“大哥”很有分寸地说道：“算了吧。什么时代了，还搞这番名堂，没多大意思的。只要心里有数，时时记着师傅们对我们的教诲，做个真正的驾驶员，在路上互相多帮帮就是了。”

听他泼这一瓢凉水，在场的人又觉得也不失顺当之理，很快就有大部分人停止了行动。你我对视着，都想从对方的目光中看出到底是拜一把子好呢，还是就此算了。人间就是这样，萍水相逢也可见义勇为，同胞兄弟亦能同室操戈，谁也说不上以什么为准绳，这是文化大革命留下的最深刻的教训。前几年不是以“最高指示”为一切行动的标准吗？后来人们得知，叫得最响的那几个正是最险恶的阴谋家，才发现自己忠诚的感情被愚弄了。

黄文斌对有人出面反对老大不满，继续说道：“过去有一句老话，‘上阵还靠父子兵，’同在一条战线，还是紧密些好。哪怕只是形式上的串联，也让人们心中感到有义不容辞的责任，走的哪里都别忘了我们不仅是战友，而且是兄弟。”

尤振雄没有承认他的道理，但也未同他直截了当地展开争辩，又从另一个角度提出质疑：“众人以兄弟相称，是不是还带有封建帮会的色彩？我们暂不去讨论这与当今的国营企业的性质有什么不合适，光是说说称呼，也够麻烦的了。要是三个五个，十个八个的还将就，大哥二哥，老八老九的总算叫得过去。这么一百个人，先前又没有交往，到现在我还有多半的人和姓名对不上，这样结拜算的哪家兄弟？再则，相互也没法称呼呀，‘二十七哥’，‘八十三弟’，这种叫法古之未有，算是尊称，还是戏屑？真是开玩笑，开个天大的玩笑。”

周围席间的师兄弟们闻言都唏嘘笑开了。

“事在人为，何必死板。不好叫就叫姓名呗，总不会冷落到连名号都不叫吧。隋末贾门楼五十六英雄大聚义，堪称先例，人家也不兴叫十几哥几十弟的呀。”

“我们是何等人，就敢与人家相比。那都是些强人勇将，名流高士，身怀绝技，共立大志，后来大多成为大唐王朝的顶梁柱。而在场的百余人，文不学孔孟，武不练刀枪，智不能定国，勇不足安邦。无非一群乌合之众，各人为了生存从农村跑到城市，出力干活养家糊口，用心开好车子就得。多余的花花过场就少来点吧，前些年还搞得不够味吗？”

黄文斌几乎要发火了。后来在众人和师傅的劝说下，才平息下去，这个本可以做出一番惊天地泣鬼神的奇妙主意没有受到拥护，不声不响地夭折了。

过去的事很快就过去了。不久，大家都分下到各个车队，各奔前程，见面的机会也少了。从前发生的不愉快，随着时间的流逝，空间的相距，没多久都淡忘了。在路上多跑几趟，人们才注意到：驾驶员的生活并不象原先听说的想象的那么充满浪漫色彩和传奇情调。什么朋友，什么兄弟，在这里都不存在。谁也不能因为友好而要求与某人同行，谁也不能因为仇怨而回避与某人相遇。就算是同行吧，车子一开动，自掌自车，自司其责，连多讲一句话也不可能。在这样的环境中磨练，他们的性格很快起了变化，灵魂也开始同化。旧时的怨恨淡了，气也消了。“友谊”的含义在他们的心目中有了新的解释，千万里的高山野岭上，难得遇上个相识，多少好话还说不完，谁又去提起以前的烦恼。

几年中，两人总算都摈弃了前嫌，忘却了旧仇，见面递支烟，路遇招个手。尽管还没能象平常人一样同桌进餐，抵足而眠，一个在四队，一个在一队，各有各的任务，谁也顾不着他人做了些什么，黄文斌似乎也不象往日那样爱管闲事了。

这次的不期而遇，真让尤振雄惊诧不已。他实在不能多想什么，只有拼命地开车。这时紧张的开车人，简直比连跑三个通宵还要辛苦。不仅手脚无力，智商也最低，若不是身边这个几乎全瘫的却又时不时还发出几声艰难呻吟的躯体仍在做不停催促，他早就不想动了。

天大亮时，太阳刚刚把鲜红的光线洒向人间，奔跑的车子赶回了下关。尤振雄将朋友送进了医院，又到车队找他们队长汇报了路上的情况，他虽是从山里的肇事车旁过来，却没有亲眼看见出事的一刻，有许多事因都不清楚，反复地说来说去，倒把自己给说糊涂了。直到老队长一再表示所有细节都已明白，接下去的照顾伤员，收拾破车都由车队安排办理，他可以回去休息了。尤振雄才象是卸下了重担，拖着疲乏僵硬的双腿，慢慢地朝家走去。

尤振雄的家在厂区旁那群低矮的平房里。这里算得上下关古城的老区，房屋多是五六十年代的土木建筑，同时也不乏三四十年代的石料作品。可能还有更早的，别说建材老化，外型古怪，而且它们的布局也没有统一的安排。只有老态龙钟的专家学者们还能注意到其价值，为研究民族风俗，宫廷寺院的样式，还常来这些地方走动。如今戴吊缀帽的年轻博士，挎摄像机的外国游客，是不屑来此一行的。不难看出，这是从坝子村落发展起来的城市，祖先修建这些房屋时，根本没有什么长远的规划，唯一的指导思想就是捷足先登，要盖在哪儿就盖在哪儿，想盖成啥样就盖成啥样。按我国的民俗，破土立柱是要先看“风水”，定“八卦”的。当然，现在看来不过是科学不发达的补充成分。这一间，那一间，房间多了，行业多了，人们才明白新城市不能光照旧风水来摆布，必须进行彻底的整理和改造，在已经固定了城市格局的大小不同，风格迥异的凌乱房屋中，清理出街道、院落，修建起公园、假山。在旧城区，也有突兀冒出的两栋十层高楼和几幢正在施工的现代建筑。

二十多年来，尤振雄生在这里，长在这里。从记事起，下关就是这样子。多少年如一，难得有一点变化，正因为它难得，所以只要有点小发展，也会给人留下终生的记忆。象新城区这几年高楼林立，夜市星罗；街心花园，经宽纬阔；邮政银行，南北百货；饭店剧场，群喜民乐。新旧城区紧挨在一起，却如同两个世界，一个是数百年民族发展的真实写照，一个是解放以来改革开放的灿烂篇章。

下关，一个才起步建设的滇西边陲新型城市。如果你刚从穷乡僻壤的山区走出，尽可以把它当做是个先进美妙的小昆明、小北京，享受天伦之乐的小天堂；而要是你刚从海外归来，才从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的电影院出来，又不难觉得它就象个落后的心原、小南蛮，凄凉得让人受不了。但不管怎样，人们也绝不会憎恨它。因为它是家，人世间最珍贵的温暖，最高尚的爱情都是生养在此地。古训：夫不怪妻丑，子不怨家贫。谁会不喜欢它呢？

尤振雄喜欢自己的家，更喜欢年老的妈妈。老人家的大半辈子为了总站的建设，为了丈夫，也为了儿子，含辛茹苦，无怨无悔。人们说：“驾驶员，三个家，一车二店三爹妈。”意思是说开车人的日常生活的时间分配，最主要部分是在车上度过，其次是在沿途的店堂馆所，剩下的才是在自己的家里。这样的分析比例没人考察证实过，难说是否准确，但此说法倒不乏几分道理。尤振雄从小在妈妈身边长大，对老人有着深厚的感情。从他记事时起，就看到母亲成天都是那样忙里忙外地做活。小小的一个家，总有这么无数的活计需要她做。后来父亲去世了，她依然无休止地做。儿子上学了，她还是那样不停顿地做。领导给她在车间找了份工作，天天要到厂里上班，她也是那样做。如今儿子上车工作了，老人光荣退休了，她也没有一天停止过。

尤家住在一个老式的小院落里。院里住着三户人家，另一户姓王，还有一户姓金。国营企业的住家不比农村那么稳定，一拜了神灵，排定了祖宗座位就几辈子不挪窝。这里的房地产属国有，个人住房由单位分配安排，说不定什么时候叫你搬你就得搬。尤家就是那年老父亲死后，搬到这儿来的。几年来，另外两家也都挪动过。

现在南房住的是老王家。老俩口都五十出头，男人前几年因工伤打断了一条腿，提前退休了，成天瘫在床上不出门。别看丧失了自理能力，那鬼脾气还爆得很，动不动就跟女人摔杯砸碗的发火骂娘。再加上此人文革时还干过造反派的小头目，得罪了不少人，群众基础极差，这下子十天半月也不见有人上门，就是过去的亲戚朋友也只恐避之不及，谁还来看他。他们有四个孩子，两女两男，大女嫁到澳大利亚，小女嫁到新加坡，听说都找的是百万业主。尽管两姐妹都挺孝顺，女婿也满和善的，可惜离家太远，难得回来一趟，只有经常寄些钱物聊表爱心。今年春节时，两边约好一同归来省亲，大姐带回一辆美国产的高级多功能轮椅，二姐送来一个日本产的如今在滇西高原算头一号的大屏幕彩色电视机。这叫老俩口得意的险些岔了气，津津乐道地向邻居们说道了好几个月。相比之下，两个儿子就差劲多了。大儿子在部队服役，最近提了营级干部，好几年没见面了。小儿子比尤振雄小四五岁，以前常在一起玩，但小家伙太调皮，喜欢恶作剧，做哥哥的尤振雄少不了强责硬训，多方教导。时间一长，两人就分道扬镳了。这次从老家回来，听说小东西因参与赌博偷窃被拘留教养了。老人们对此万分伤心，互相埋怨对方过于溺爱孩子，娇惯坏了。争来争去，只有暗抹眼泪，哀声长叹。为了不再强化这种心痛事，两人都尽量不提起这个不争气的孽种。所以外边有不少憎恨他的人在背地里说他这是恶有恶报，另外一些与他无大仇怨的人，也都嘲弄说笑老头是总站内最豪华的乞丐，最寒酸的富翁。

北房住的则是新婚不久的夫妇。男的是总站新近培养的技术干部，在家唯一可见的日常行为就是捧书沉思，很少听到他讲话，说笑之类就更是不闻不见了。因此，他的存在常常会被左邻右舍的人们忘却。而那位女的性格则敲与他相反，开朗大方，热情豪爽，手脚麻利，天生大嗓。只要她一回来，小院里时时都听到她的声音与总站当天发生的各种消息。两人性格迥异，令人奇怪的是他们当初怎么走到了一块，而且婚后又出人意料的相处得异常融洽，从未听到过小两口高声争执过一句。男的有口无言，女的一嘴十舌，什么都不用他人相问。过了一段日子，只听着女的管男的叫“金三”，按照当地的习惯，大概是姓金，排行第三吧。尤振雄也图个吉利，跟着喊“金山”，因自己比人家小几岁，恐有不合，再加一个“哥”字垫底。顺水推舟，女的就是“金山嫂”了。虽说是同住一院，却有点朝夕摩肩擦背，老死不相往来的味道。每天各人上各人的班，晚上自家吃自家的饭，象尤振雄这样常在外边跑的人，就更少与他们交往了。

进了院门，看见自家的门象往常一样敞开着，不用说，妈妈肯定在家中。“妈，我回来了。”尤振雄平时并不喜欢高声喊叫，但回到门前却要破破惯例，为的是让妈妈早点知道儿子归家了，好高兴高兴。也为了让邻居们知道同院的小子凯旋了，算不上有何惊人耳目，至少表示点礼节问候。所谓“一人出行，数人担惊。娇妻牵挂，老少忧心。”

“快进来吧。赶紧洗一洗，准备吃饭。”他很快就听到妈妈熟悉的答复，却不见老人出门来迎接，不难想象，她正在厨房里忙活着。那声调虽没多大力度，而对刚从疲惫中挣扎出来的人来说，依然饱藏着多么深厚的母爱，让人听着格外亲切。正要跨步进门的刹那间，他心上突然闪过一个念头：应该到黄文斌家里走一趟。黄家才过门的新娘，可能也象妈妈一样，正精心地准备饭菜，虔诚期盼着自己的郎君呢。

尤振雄边想边往里走，一进门就看到屋中的大沙发上坐着一个陌生的中年男人。自老父亲过世后，家中很少有人来往，长期蛮横的搜查和抢劫使少年的尤振雄对所有外人产生了敌视的心理。成人懂事后，也改变不了不与任何不相识的客人打招呼的习惯。何况心中有事， 也没想答理他。只觉得这个不知道那里来的怪人，蓬头垢面，那形象比自己这样出门半月的驾驶员还不如。他那装束确实很邋遢，身上还穿着早过时的旧军装，还有那凌乱的长发和满脸的胡须，并非仿效时髦明星和外国游客有意扎辫修型，似乎从未顾过它们，叫人见了有一百个不舒服。他手里虽拿着本杂志，但并没用心看，从那双小眼睛可以看出，他是在注视着进门而来的尤振雄，好象想对他笑。尤振雄无心顾及此人的来历和去向，应付性地向他点点头，快步钻进了自己的小房间。

在桌子的抽屉中，翻腾了好一阵，他总算找到了那张印着“喜”字的红色请贴。这是一时间能找到的有关黄家的唯一的地址。因为它，他们平和多年的岩层又产生新的恶性喷发，闹得双方都极不愉快。

下农村时结下的旧怨长时间都没人提了，大家皆以新的格调过着新的生活。今年一开春，年近三十的黄文斌就筹办结婚喜事了。说来人家也够宏度海量的，过去的朋友相识都请到了，尤振雄也少不了。可惜尤振雄不能体会人家的好意，只担心自家年龄还小，去参加大哥们的喜宴有多样不适。再说自己又不善喝酒，在席间遇上几个热情加点恶作剧的老朋友们，一来二去又敬又罚的，难免被弄得面红耳赤，舌短涕长，叫众人笑话。于是他借代人出车赶任务为由，没有到场，也学着别人的样，买了床新被子，托个朋友送了过去。黄文斌知道后，窝了一肚子的火，赌气干脆连礼也不收。可送过来的人任凭你说翻了天他也不会再抱回去了。无奈另请他人按价把钱交还尤妈妈，就当是代买的。当然，连个“谢”也没有，更不用说给点喜糖瓜子了。尤振雄回来后，了解了全过程，心里也挺不是味的，朋友们都责怪他太不懂情义。他曾想去找人当面解释解释，又一直没有遇上合适的机会。有时在路上相逢，他想硬凑上前去说，还是说不成话——人家干脆做出不相识的模样，根本不予理睬。

就这么疙疙瘩瘩地过了半年多，今天这意外的事倒给他推开了紧闭的大门。没多久他快步走了出来。“妈，我再出去一下。”他边走边大声说。

“菜就好了，还干啥去？”妈妈急忙应道，她一直还没露面呢。

“去个朋友家，有点急事。”

后面又是妈妈一连串的叮嘱，只闻其声，说的是些什么他一句也没听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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