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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过完了，日子仍旧在继续。
1986年，我国改革开放已经整整八年。
这不是一个很短的时间，都足够打一场抗日战争的了。
可以说，我们改革所获的成就，是非同凡响的。
尤其是民生方面的变化，老百姓几乎都是样样看在眼里，用亲身体会感受到一年一个样的。
但却又因为这些变化越来越多，越来越快，而无法一一历数。
所以到了1986年，如果要给这一年贴上一个与众不同的标签。
那恐怕就是由于这些改变达到了一定程度，最终由量变引发了质变。
让这一年，成为自改革以来，个性化初露端倪的年代。
是的，大多数人虽然还保留着追逐一致性的习惯。
可已经有愈来愈多的“另类份子”不愿意随大流了。
这些“异端”的个性需求，几乎与生活的选择增多，同步苏醒。
他们不再愿意大众一起追时髦流行了。
而是更愿意强调个体的存在。
不惜任何标新立异的方式把自己和大众分割开，给自己打上一个独特的符号。
并以此宣告多元化的时代已经在这片一直以传统和保守为主基调的国土拉开了序幕。
毋庸置疑，最简单、最直接，来实现这一点的方式就是靠服装。
就比如说，某位以一首用英文歌曲《Sometimes When We Touch》翻唱的《无言》，刚刚在内地歌坛小有名气的光头歌手“国庆”。
虽然人还未到大红大紫的地步，但在着装上的个性却已堪称领军人物。
这一年年初，光头“国庆”去永安里买的一件最合心意的衣服，是一超长的西装。
穿在身上他得把袖子卷起来。
而脚下的鞋穿得更是匪夷所思。
左边黑的，右边红的，根本不是一色。
不用问，走街上回头率是特别高啊。
那西服袍子倒还罢了，关键是鞋的穿法太牛了。
不少人看了，背后且够琢磨一阵的。
都心说了，这哥们还挺会过的，买两双鞋这么穿。
哪怕左脚坏了，右脚还能接着换呢。
当然除了买衣服，人们在吃喝玩乐上的追求也是相似的情况。
大体上来说，商店里的新品种和新品牌更容易受到人们的关注。
尤其儿童小零食和玩具新品种，是这段时间增加最猛的，也是最好卖的。
“橡皮糖”、“萝卜丝”、“无花果”、“麦丽素”、“朱古力豆”、“雪梅”、绿色小兵、大富翁、飞行棋，依次横空出世。
孩子们的消费习惯，最先开始获得颠覆性改变。
不再是一两块糖，一个气球就能容易打发掉的了。
另外，大人们也没闲着，除了各种洗发水、香波、美容霜越来越多。
忽然之间，街头巷尾就出现了一块钱一小时的露天台球案子。
而且这种本属于西方高雅运动的娱乐，到了京城，转变成民间普及的大众娱乐方式。
也似乎相当顺畅，并无任何隔阂。
很快就遍布大街小巷，连小吃店门口和修车铺旁的空地上也能见到。
还有BP机，这可能是时代赋予此时人们最佳、最自然的一个凸显财富和与群体区分开的个人标志。
这玩意在当时绝对是一个让人面上生光时髦玩意，仿佛是一个人身份的标志。
有呼机的人都爱把它挂在皮带上那个最显眼位置。
因为这东西完全可以体现出一个人的价值。
有能力花费巨资购买是其一，其二也证明了这个人的重要性。
想也知道，肯定只有要务缠身不容耽搁的人，才会去配备这玩意。
所以最早有行子的人就自我感觉特别牛，还特别盼着有人能“呼”他，最好是在下班以前。
谁要能当众被“呼”那么一下，就会精神抖擞，跟吃了蜜蜂屎似的去回电话。
哪怕是家里让带两把葱一把蒜回去呢，也觉得倍儿有面子。
偏偏这种幼稚的虚荣还真的能成功唤起其他人的羡慕。
于是寻呼机需求就直线增多，几乎从一开始出现就是畅销货。
而旅游业里堪称标志性里程碑，却是通过一个人宛如恐怖片一样的经历来树立的。
敢情也是这一年，于1982年开放，一直只有外国旅行团会光顾的“十三陵”，终于卖出了第一张国内个人游客的门票。
这位游客是一个叫大庆的在京大学生。
他因为旅游局“京城盛景”的评选见报，才知道“十三陵”是“世界上保存完整、埋葬皇帝最多的墓葬群”。
便特意在周日来一睹为快。
只是由于游客仅他一人，景点太过清冷，售票人员也不免好意规劝。
“您真要进去？那我们可得跟您说一声，您要去，就您一人儿啊。”
但这么远的路，大庆又怎肯白跑一趟？
于是也就说，“没关系，就我更好，更清净，不就看一陵吗？”
就这样，买了一张学生票后，这位大学生自己挎一小书包，就进去了。
可真到了地宫下面，完了。
大庆实在忍不住要打退堂鼓了。
因为就他一人，管理人员认为不值得把所有灯都打开让他好好看。
那当然是很静啊，阴森森，有股潮气，灯非常黑。
而最终大庆硬头皮往前走，几乎是背着“无神论”，才算完成了一个人游地宫的壮举。
等到出来时，他也不知道值还是不值。
说白了，东西虽然看了，但心里确实毛骨悚然。
与物质生活相比，精神领域的情况明显又激进了许多。
这一年，伴随海外作家柏杨作品《丑陋的国人》在大陆流传。
伴随着书中提到的“酱缸说”让国人大吃一惊。
西方现代派开始领导潮流。
仿佛压了半个世纪的思潮，一下形成井喷。
以至于学术界开始出现一个怪现象——谁如果首先使用某位西方思想家的词汇，谁就是这方面的权威。
文学界也一样，谁率先试验某种西方写法，谁就成了领军人物。
像《诗歌报》和《深圳青年报》联合发动现代诗流派大展。
也是几乎一夜之间，全国涌现了数不清的文学流派。
反正这么说吧，只要抢个先机，很容易因此获得国内的一致赞誉。
现在看来，以上这些事虽然都像是个笑话，但也的确意义深远。
从正面积极效果来说，至少是带给了人们一种实现自由，突破桎梏的感受。
而且也会因此发现年轻人的偶像增多了，变得多种多样了。
像他们喜欢的人，不再是必须符合主旋律标准的样板英雄。
无论是小市民形象的陈培斯、另类打扮的“国庆”、还是一把吉他作为标志的成方圆，或以异域风情舞姿引人的李凌玉，又或是金庸、古龙、琼瑶的笔下的那些虚拟人物。
统统是以独到的个性艺术魅力来吸引粉丝，引人簇拥的。
而这一点，很快就又由米高梅公司拍摄制作的电影《霹雳舞》，得到了更加充分的验证。
因为正是这一年，这部电影开始在内地陆陆续续上映。
无论是电影追求自我个性的主题。
还是半指手套，皮夹克，锥形牛仔裤，三色帆布鞋。
统统获得了年轻人的由衷喜爱和全盘接受。
之后迈克尔?杰克逊和他的音乐也一起出现在电视屏幕上。
月球步完全刷新了国内广大舞者的精神境界。
让许多人不可自控的成为了霹雳舞的狂热追随者。
于是很快，大街小巷的角落就出现了用最本质热情去效仿的本土舞者。
由此引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流行狂热。
总之，一切的一切都指向一点，生活的选择开始丰富了。
人们开始有意的想挑出旧日的框架，渴望以全新的角度去看待生活，去发掘自己的潜力。
而尤为值得肯定的是，大环境也绝不像以前那样，对个体那么严苛了。
至少再看不惯，也不会有人拿着剪刀硬去剪年轻人的裤子了。
大家开始允许这些另类，以不妨碍他人的方式，在自己身边存在了。
甚至还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承认“存在即是合理”，并反思固守旧有思维模式的危害与弊端。
这绝对算是社会整体意识一个相当了不起的进步。
而正是在这样积极又大致和谐的社会氛围里，京城的人们带着新春的喜悦开始了又一年的工作与生活。
具体就洪衍武的生活环境来说。
他的家庭氛围主旋律，毫无疑问是分外和睦且稳定的。
堪称福儒里的模范家庭。
如果非说有什么龃龉，那顶多也就几件连鸡毛蒜皮都算不上的小插曲。
首先是年后，经王蕴琳亲自过目，证实洪镒初次出手就捡了个漏。
他花五毛钱在庙会买的两个铜钱确实是大钱铜母。
而这小子因为穷久了，求财心切，很快就着洪钧带他去琉璃厂询价出手。
却没想到人家收两个钱只肯出四十。
所以这俩小子再一合计，就去忽悠洪衍武当这接盘侠。
最终以六十元的价钱让洪衍武给收了。
俩傻小子为此乐了好几天，
洪镒还买了不少零食，邀请水晓影和玲儿一起开了个餐会。
可惜，小的哪儿可能有老的精？
从脱手的时候起，就已经注定他们成年后追忆起来。
这反倒成了他们童年最冒傻气的一件事。
二呢，是开学前几天，洪钧把同学吴大可约到家里来玩。
结果让洪衍武给撞见了。
他是越瞅这吴大可越觉得心里别扭。
后来一问姓字名谁，再找来一眼镜让吴大可带上瞅，豁然开朗了。
于是这一天吴大可在洪家，过得可就不那么自在了。
洪衍武关上门，非拉着他更洪钧打扑克。
而且输了要罚弹脑门，或者喝凉水的。
得，吴大可这天就没赢过。
脑门儿是一下就让洪衍武给弹紫了，头疼欲裂。
凉水也没少喝，洪钧阻止想代替都没用。
前前后后，足足被洪衍武灌下去得有一大水壶。
于是，真是输怕了，这小子半途就借尿遁跑了。
第二天甚至因为喝凉水太多，还拉稀发了低烧。
从此不但再不敢上洪家的门，还落了严重后遗症。
一是再不玩扑克牌了，拿着就头疼。
二是不能喝凉水，一喝必吐。
后来直到有了矿泉水或纯净水，这毛病才算慢慢好了。
而洪钧也是对吴大可尤为抱歉，更不满洪衍武让他疏远吴大可。
叔侄俩为此事闹了得有半拉月的别扭。
洪钧是怎么都不明白，三叔为什么对自己同学这么看不上，还下如此黑手。
而第三，就是洪衍武嘴欠惹祸了。
敢情年后，水澜写了第一封家信回来。
信中除了问候家里的情况，就是吹嘘美国的国力和发达的生活水平。
水婶想闺女，是反复让水涟在家里给她念。
但洪衍武听着有些话可实在别扭。
比如什么嫌共和国落后，说我们永远追不上美国之类。
特别是次数听得一多，他不耐烦了。
有一次跟水清一起刷碗时候，就嘀咕了上了。
“水澜怎么回事？现在就嫌自己国家不好了，是不是很快就该嫌本土丈夫不好了？
我看她跟顾凯够悬乎的……”
结果这一句，让正出屋取开水水婶听见了，老太太就不乐意了。
当场呸了一口，说他乌鸦嘴，愣是好几天没理他。
好，就为这么一句多余的话。
洪衍武是破费周折啊。
最终在水清和晓影的极力辅助下，才重新让丈母娘开颜。
这个教训无疑是惨痛的。
从此洪衍武明白了一个道理。
居家过日子，也得小心啊。
再是一家人，嘴上也不能什么都招呼，总要有个分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