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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四年春节期间，张老板给邓峥讲了一件事：抗日战争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日本鬼子快要完蛋了，最多一年时间就可以把小日本打回老家去。可是，前方将士后勤补给困难，很多部队不但武器弹药缺乏，而且被服也成问题，粮饷供应不上。亲舅舅的部队基本上是独立的，后勤补给相当困难，上级安排各地地下党组织发动群众募捐。
张老板希望邓峥也捐点钱，邓峥把这件事和父亲商量，父亲沉思良久，对邓峥说：
“既然是这样，我们就捐点钱吧，捐多捐少你来定，不能让你弟弟和舅舅他们饿肚子喔！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当兵人吃不饱如何打仗？跟鬼子拼命必须先填饱肚子。”
邓峥说：“就捐两百个银元吧，亲舅舅、亲弟弟，还有对我们有情有义的红火麻都在战场上，捐少了过意不去。”
邓天举点点头。
正月十六日磨槽沟募捐这天，张老板站在写着“慷慨解囊，为抗日将士募捐”的红标下面一张方桌上，以商人的身份作现身讲演。他讲全国军民奋力抗日，日本侵略者面临一败涂地的大好形势，讲广大人民为抗日队伍捐钱捐粮的伟大义举，讲江津市民为川南抗日游击队捐款的事迹和川南抗日游击队目前的困境。他号召广大街民慷慨解囊，为川南抗日游击队捐款。他刚讲完，邓峥就第一个上前自报：
“我捐两百银元。”
于是，张老板又接着大声说：
“请大家看看！这是鹿羊野味馆的老板邓峥，前年的今天，他亲自送弟弟跟随亲舅舅上前线打日本鬼子。今天，他又为川南抗日游击队捐款两百个银元，把他这几年来做生意赚的积蓄都全部捐了。”
邓峥在一阵热烈的掌声和人们的交头接耳当中，把一小口袋儿白花花的银元倒在簸箕里面让街长点数。接着，有捐几个银元的，一个银元的，几个银角子的，也有捐几个铜元的。一时间，数钱的，记账的，忙得不亦乐乎。
五金店的钱老板和收山货的皮老板站在对面自己的店门口看热闹，他们在昨天晚上接到街长的通知说：凡是磨槽沟街上的居民，无论农户还是商户，都要量力向川南抗日游击队捐资，解决燃眉之急，多少不论不捐不行。还专门点了包括他们二人和药房张老板在内的二十多家平时生意比较好的商户，捐款不得少于五十个银元。钱老板和皮老板都没想到张老板竟然是磨槽沟募捐委员会的主要成员，坐在台上和街长一起主持募捐，而且还由他讲话。既然是这样，他们二人就商量：要看看张老板究竟捐多少，如果他张老板捐的数量少于五十个银元，那就对不起！我们二人就只捐二十个，大家都不要面子。如果他张老板硬是捐了五十个，那我们也只好摁着鼻子捐五十喽。二人刚打定主意，捐款就开始了。使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是，第一个上台捐款的竟然是四年前才开始和他们二人打交道学做生意的邓老大邓峥，而且一甩手就捐了两百个银元。天啦！这个毛头小子真的是钻头不顾尾喔，才开野味馆两年时间就敢捐两百个银元，他真的是胆大敢跳楼啊，还抢了一个上风头！邓峥的这一举动着实使他们二人吃惊不小。好个邓峥，一露面就把他们二人先前的想法全部推翻了。他们想：如果自己就是按通知要求捐了五十个银元，也还是颜面上不好看，人家会耻笑我们这些经营多年的老商户小气吝啬，还不如初出茅庐的毛头小子邓峥出手大方，把我们的人形都看扁了，在这人多市大的赶场天，我们的脸面往哪儿搁？我们怎么敢面对磨槽沟方圆百里的乡民？这些人都是我们的衣食父母，今后还要长期和他们做生意的。再说，钱财这东西啊，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我们的日子过得也还不错，并不缺少这两百个银元。人家邓峥去年还送了弟弟去当兵，最起码我们的儿子没去当兵，这就是我们最大的赚头。另外，这个募捐活动好歹也是街长发起的，如果不给街长这个面子，捐得太少，把他给惹毛了，搞不好在今年冬季征兵他就翻脸不认人，硬把我们的儿子拉去当兵，那就是哑巴吃黄连了！算喽，算喽，人家当兵的上前线打鬼子舍生忘死命都不要，他们又是为哪样啊？难道一条鲜活的生命才值你那两百个银元不成？我们还是跟邓峥一样捐两百吧，管他张老板捐多少，我们捐我们的。如果街长和张老板捐的数量少于两百，那我们就要反过来看他们的笑话了，看看他们的脸面要往哪儿搁！钱老板和皮老板商量定了，各自进屋取出银元，二人一前一后嬉皮笑脸地一起走上台去说：
“嘿嘿，我们也捐两百银元。”
各人又将银元单独倒出来码成一堆请街长点数记账，方才离去。旁边负责报数的人放大喉咙喊：
“钱老板，捐银元两百——！皮老板，捐银元两百——！”
这时，台下人头攒动议论纷纷，被点名的那些商户原先没有动静，刚开始也被邓峥的行为弄得不知如何是好，现在又看到钱老板和皮老板的举动，他们也只好如此如此了。心想：捐就捐嘛，捐了两百个银元就等于半年没赚钱，总比上前线打战要强。他们不约而同地各自回家提来两个百个银元，纷纷走上台去捐了，然后一双眼睛盯住记账的簿子，看准了自己的姓名和数字以后才离开。
接下来是募捐委员会的成员捐款，街长捐两百个银元，张老板捐三百个银元，其他成员也一百两百的捐了。本来，募捐委员会成员是安排在开始的时候捐的，内部议定主要成员捐款数额为八十个银元起底，多捐不限，没想到一开始邓峥就抢先捐了两百个银元，打乱了募捐委员会成员的既定方案。当他们正在调整思路的时候，钱老板和皮老板也捐了两百个银元，街长和张老板也只能就高不就低了。至于张老板要捐三百个银元是另有原因的，因为他是地下党员。
磨槽沟这次抗日募捐活动共收到四千五百银元，这笔款子由江津地下党组织直接转交到霍火青和张福康的川南抗日游击队，并从部队带回一份由张福康政委亲笔回复的《感谢信》和一份《川南抗日游击队战报》的电报底稿。张老板看后，找街长商量，两人决定在赶场天把《感谢信》、《川南抗日游击队战报》和捐款名单都贴出去鼓舞民众。
三月初三日，这是一个春雨绵绵之后的晴天，大清早就有一堆人围在磨槽沟场中间的公告牌下面，私塾老师古文通站在前面抑扬顿挫，高声朗读：
《感谢信》
致磨槽沟全体父老兄弟：
目前，抗日形势如火如荼，日寇面临一败涂地，而前线部队却后勤补给困难。正当我部举步维艰之时，收到乡亲们捐来银元四千五百，彻底解决了我部全体将士目前的燃眉之急。将士们对各位父老兄弟慷慨解囊之义举万分感谢，并以此为动力奋勇杀敌，回报乡亲们雪中送炭之深情。
此致
敬礼！
川南抗日游击队：霍火青（红火麻）张福康（生扯拢）
一九四四年二月十八日
《川南抗日游击队战报》
（一）、一九四三年六月二十七日电报纵队司令部：
四月至六月间，川南抗日游击队在通山一带抗击日寇的一系列战斗中，共歼敌一百四十四人，俘敌十二人，缴获轻重机枪5挺，步枪一百二十支，子弹五千发，山炮二门，击毁日寇汽车二辆，击毙日寇大佐一人，有力地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
（二）、一九四三年八月十六日电报中共江津地下党总支委员会：
八月十二日，川南抗日游击队在九宫山一带炸毁日寇军火库一座，消灭日军十五人，夺得机枪五挺。邓嵘、毛干二人荣立一等功，李六子、张田丰、王如风三人荣立二等功，受到军部嘉奖。
（三）、一九四四年一月二十日电报纵队司令部：
一月十五日，川南抗日游击队在谭家湾遭到日军重创，担任掩护撤退任务的二排一班战士牺牲十人，受伤二人。队部号召全体战士向一班学习，学习他们顾全大局，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为彻底打败日本鬼子而英勇战斗！
读罢，古文通两手叉腰，挺胸昂首，高声赞叹：壮哉！磨槽沟的好男儿啊！
一时间，川南抗日游击队的事迹在民众当中传得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邓嵘和毛干更是被人们添油加醋地说得神乎其神，甚至有人说邓嵘和毛干都已经升官，比红火麻的官儿还大。邓峥听说后去问堂舅舅，舅舅告诉他：
“邓嵘和毛干升官都没有此事。川南抗日游击队只是挂靠在新四军第五师第三纵队何耀榜部，名义上隶属何耀榜管辖，但实际上他们是一支独立的战斗队伍，他们主要是开展一些对日寇的军事破坏活动，只是偶尔接受纵队首长的命令配合开展一些阻击战，破坏日军的运输道路之类的游击活动，由于武器配备差，又缺乏弹药，因此正面和日军作战的机会不多。武器弹药靠他们在战斗中从日本鬼子手中夺取，被服粮饷都是由江津地下党组织提供。第一年吃的是羊古垴自己的家底，第二年是地下党组织自行筹集的，第三年是由江津市内募捐提供的，第四年就是我们募捐的四千五百银元了。这批款子足可以支撑一年多时间，如果当地的老百姓能够支援一点粮饷，又能够从日军手中夺取一点物资，加上我们这次募捐的这批款子就可以勉强支撑两年了。
这次募捐，如果不是你先带头捐了两百银元，按我们的初步估计最多只能募得到三千银元。你这一带头，那些被点名的商户大部分都比原来预计的多捐了一百五十个银元。募捐的情况我都写成书面报告送给了上级地下党组织，你舅舅也知道这个情况。
川南抗日游击队的生活很艰苦，要不是他们都是大山里的土匪出生，还真的吃不消那一杯苦头喔。他们很团结，红火麻很义气，有一次战斗中牺牲了十个战友，他们一百四十多号人悲痛欲绝，后来你舅舅反复劝说大家才收住眼泪。你舅舅的工作很繁重，他既是政委又是医生，既要做部队的政治工作，又要做当地的群众工作，还要医治伤员，有时候几天几夜都没睡觉。幸好现在红火麻，邓嵘，毛干，毛羽飞，李六子，张田丰，王如风都是党员了，他们还可以协助你舅舅做些工作，不然真的要累垮你舅舅了。这些情况你不必告诉父母，免得他们担心。”
听了堂舅舅的叙述，邓峥心里真的有些担心弟弟，但他又想，弟弟是警卫，部队又没有经常和日军正面作战，他也就找到了一些自我安慰。
其实，川南抗日游击队顶多就是一个加强连的规格，完全达不到配备政委的要求，江津地下党组织之所以任命张福康为政委，目的是加强党组织对这支土匪武装的领导。霍火青和张福康也完全不够资格配备警卫，是因为霍火青提出来要邓嵘担任他们的警卫，张福康也就只好将就了，再说，游击队部也需要一个人管理内务。
邓嵘在部队里的工作很杂，打扫队部的卫生，传达领导的命令，检查岗哨，随队长或政委外出做保卫工作，又和另外一个战士共同承担了保卫电台和那个戴眼镜的收发报员的责任。首长说电台和收发报员都是宝贝，是部队的眼睛和耳朵，比自己的生命都重要，那是从江津出发时舅舅和那个器宇轩昂的地下党领导亲自交给他们的任务，并要求他们随时都必须有一人现场保卫，不得有半点闪失。邓嵘有时还和其他战士一起侦察敌情、炸碉堡、炸桥梁，只要领导安排，他什么都干。
一九四三年八月一日，川南抗日游击队接到纵队首长命令，要他们在十天内搞清楚九宫山一带日寇的一处隐秘的临时军火库，要求夺不到军火就炸毁它。霍火青队长把任务落实给毛干，要他带两个人去完成任务，毛干却要求邓嵘去，他配合邓嵘。他说：
“邓嵘枪法好跑得快，甩石头的绝活最适合搞侦察，把敌人的岗哨打掉了都不会被发觉，邓嵘最合适。”
队长觉得有道理，就说：“好嘛，那就由邓嵘和你一起去！”
邓嵘和毛干用了六天时间才搞清楚敌军火库的位置，又把敌人防卫的情况搞清楚了才回队部汇报，由领导决策。队长和政委听了汇报，觉得时间太紧，再加上武器简陋弹药不足，就决定炸毁它。还是把任务落实给邓嵘和毛干，要求在三天内完成任务。他俩接受任务后，邓嵘根据敌军火库后面山上有一片楠竹林这个情况提出了一个用楠竹扔炸药包炸军火库的方案。
队长和政委对邓嵘的方案疑惑不解，邓嵘就在驻地的竹林里做了一个实验，将一根高大的竹子扳弯下来剔掉桠枝，再把一块六七斤重的石块松松地绑在竹子颠上，然后对准目标喊一声“放！”只见那根竹子瞬间弹回原状把那块石头甩了出去落在二百五十米远的地方。大家明白了邓嵘的意思，同意了他提出的用楠竹扔炸药包的方案。政委又根据他们目测到的敌军火库与楠竹林的平行距离，帮助他们计算了炸药包的重量、飞行的时间、火绳燃烧的速度、确定了火绳的长度。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政委又提出了一个预备方案：
如果楠竹发射的炸药包飞偏了没炸毁军火库，就在炸药包炸响之后，趁敌人慌乱时迅速飞跑过去，由邓嵘的三人小组用轻机枪掩护，在五分钟之内打掉敌人的岗哨和巡逻兵。由毛干的两人小组实施爆破，在十分钟之内把敌军火库炸掉。敌人的增援部队听到第一次爆炸声后十分钟就能够赶到军火库，因此，点燃炸药包后必须迅速撤到山上，不可恋战。
邓嵘叫毛干选了李六子、张田丰、王如风三个跑得快力气大枪法好的大块头一道背上炸药包去了。他们悄悄来到竹林，衙五棵高大的竹子，不声不响地扳弯下来剔掉桠枝，定准方向绑好炸药，又逐一检查准备完毕以后，邓嵘喊一声：
“各就各位——预备——点火——放！”
只见五根竹子朝着同一个方向弹了出去，五个炸药包带着细细的白烟“嗖，嗖，嗖”地射向同一个目标。“轰隆ｄ隆ｄ隆！”日寇军火库顿时火光熊熊烈焰喷射，砖头瓦砾四处横飞，一片狼藉。正在军火库周边五个隐蔽哨位上守住轻机枪的鬼子丈二和尚没摸到头就被铺天盖地的砖瓦砸死了。说来也巧，只有三个炸药包正落在军火库的屋顶上炸毁了军火库，有一个炸药包飞偏了，却落在了正在巡逻的五个游动哨鬼子面前，可怜那五个鬼子连头发都没有一根完整的了。另外一个炸药包也飞偏了，刚好落在换班巡逻的值班室墙脚下面，五个鬼子连同一部电话机都被房盖和砖墙盖得严严实实的成了一堆坟墓。大块头战士们飞快地冲过去，没发现一个活着的鬼子，迅速捡起鬼子的五挺轻机枪，确定鬼子军火库完全不存在了，又点了点躺在地上的鬼子尸体，然后一阵飞跑回去。当他们跑到山上时，鬼子的援军已经赶到了军火库。看见鬼子们哇啦哇啦的，气急败坏地吼叫，大块头战士们高兴地手舞足蹈，有说有笑地凯旋而归。
张福康政委将炸毁日寇军火库的情况向纵队首长作了详细的书面汇报，得到何耀榜司令员的表扬又上报军部，受到军部党委的通报嘉奖并记邓嵘、毛干一等功，李六子、张田丰、王如风二等功。从此邓嵘名声大噪，何耀榜司令员要邓嵘到纵队去讲课培训军事爆破手，他不去。后来张福康政委去代替他讲课，何耀榜司令员问为什么邓嵘不来，张福康政委答道：
“邓嵘是哑巴，他不会讲课。”
“怎么，你的部队有哑巴当兵的？”
“邓嵘原先是哑巴，现在不是。那是我把他医好以后，动员他来当兵的。”
“你，医病？还能医好哑巴？”
“是的，我在游击队里既是政委又是医生。我原来是中医，是江津地下党组织派我去争若火青的土匪武装加入抗日队伍的。邓嵘是我的亲外侄，我在霍火青的山寨里经过四十九天把他的病医好了。邓嵘是猎户出生，从小生活在大山里，对外界事物知之甚少，思想单纯待人忠厚。他擅长射击枪法极佳，二百米之内弹无虚发。更有一手甩石头的绝活，可以用石头打死百米之外的敌人而且百发百中。前次我们打死的那个日军大佐就是他甩石头打死的，当时邓嵘子弹打光了，眼看那鬼子大佐就要钻进汽车逃跑，他情急之下从衣兜里掏出两颗石头，“嗖”的一声飞出去一颗正中敌大佐后脑勺，死了。接着，又飞出去第二颗打死了敌司机。入伍之前，他在霍火青的山寨里露过几手，被霍火青看中后硬要我动员他来当兵做警卫，并答应他父母打完日本鬼子就让他回家。邓嵘最大的缺点是说话慢识字少，复杂的事情讲不清楚，所以他不来，我只好替他来讲课。”
何耀榜司令员听完，微微点头，若有所思。张福康政委在纵队讲了五天课，听课的战士非常满意，每一堂课都是掌声如雷。何耀榜司令员也去听了一堂课就觉得此人口才十分好，而且文化功底深厚，心想：聂荣臻司令员的家乡真是人才辈出啊！从此，张福康政委和邓嵘在何耀榜司令员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每每有川南抗日游击队的战报他都要细细地看。
何耀榜司令员既是纵队的军事长官又兼着政委的工作，除了要思考军事方略还要思考政治工作和人事工作。他忙得很，有时甚至吃饭都顾不上，睡眠也严重不足。部队在战斗中减员严重，有些干部也在战场上牺牲了没有合适的人选补充，这给他的工作造成了不少被动。他在想，张福康确实是一个难得的人才，完全可以提上来安排在一团或者三团的政委位置上，只是川南抗日游击队恐怕离不开他。如果他一走，这支队伍就削弱了党的领导，光凭霍火青是不能够保证在政治上统住这支队伍的，而且这是一支独立的战斗队伍，弄不好还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后果。邓嵘也是一个难得的将才，可以提上来安排在一个特殊的位置上，只是他没有多少文化，虽然现在好多干部也没有文化，但毕竟有文化的人进步快，没有文化的人适应工作慢。他思之良久，决定先把川南抗日游击队纳入正规编制，实行统一管理，过度一段时间让他门适应了再确定下一步工作。
川南抗日游击队是一支战斗力很强的队伍，战士们一个个身强体壮英勇顽强，单兵技术过硬，尤其是射击、格斗、奔袭和投弹，个个都是好手。实行统一管理以后，这支队伍仍然是独立的建制，作为纵队的机动部队，和营级的级别平行，直接接受纵队的调遣。从此以后，他们的战事比原先多了，往往接受的是一些比较艰难的特殊战斗，战士们立功受奖的机会和流血牺牲的频率都比过去多得多。
到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时，川南抗日游击队经历了大小战斗一百多次，歼灭和生俘日、伪军一千多人，缴获和摧毁日军交通工具五十多件，炸毁日军碉堡和军火库十多处，缴获和摧毁日军武器弹药不计其数。有五分之一的战士立过大小不同的战功，有二十多人加入了中国GCD，几乎所有的干部都向上晋升了一至二级职务，张福康晋升为团政委兼战地医院政委，霍火青加入了中国GCD晋升为副团长，邓嵘也升为纵队警卫队队长正营级干部，也加入了中国GCD。从江津出发时的一百五十多人只剩下了不足一百人，活下来的战士多数都负过伤。川南抗日游击队在中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中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可是，他们没有兑现“打完鬼子就还家”的承诺，又加入了中国GCD领导的解放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