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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几部公案，有共同的特点:1、有的以章回形式出现，有的以短篇集形式出现，实际上都是短篇集，各篇或各回之间并无联系，都是单独成篇。
2、编辑方法大都与《名公书判清明集》相似，按案件性质分类编排。《百家公案》、《龙图公案》、《海刚峰先生居官公案》虽有中心人物，采取章回形式，但细考其内容，也仍是按类编排，把同类案件集中在一起。
3、形式上一般是四个部分。先叙案情，然后是告状饶告状，被告的诉状，最后是官吏的判词。
4、案件内容多是民间刑事案件，如奸情、盗窃之类。其中一部分靠清官智慧断案，一部分靠鬼神启示断案。这些故事大同异，互相抄袭，雷同的案例很多。
5、艺术水平不高，文字多半文半白，比较粗糙。
6、这些书都是在明万历二十年以后到明末出现的。在前后五十年的时间里，出了十来部同类性质的作品，也可以算是明代后期的一个文学流派了。
还有比较出名的，就是有关包拯包大饶故事创作出的作品了。
因为历史上的包拯，经过民间的创造，成为、戏曲作品中的活跃人物，成为我国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清官形象。
而包公故事在宋元话本中就出现了，《合同文字记》和《三显身包龙图断案》是最早的包公断案故事。
《宋四公大闹禁魂张》虽不是包公断案故事，但在篇未出现了包公的名字:“直待包龙图相公做了府尹，这一班盗贼，方才惧怕。各散去讫，地方始得宁静。”
但总的，在流传下来的宋元话本中，包公的故事并不多。
可是在元杂剧里包公成为重要的角色，可以专辟一类，称为“包公戏”。
现在保存下来的有完整剧本的清官断案戏有十六、七种，其中包公断案的就有十一种之多。
这就是无名氏的《陈州粜米》、《合同文字》、《神奴儿》、《盆儿鬼》，关汉卿的《蝴蝶梦》、《鲁斋郎》，郑廷玉的《后庭花》，李行道的《灰阑记》，曾瑞卿的《留鞋记》，武汉臣的《生金阁》，还有一种是科白不全的《张千替杀妻》。
到了明代出现了两种有关包公的。
一是《包龙图断百家公案》，二是《龙图公案》，它又有百回本与六十二回本之别。
这是两种不同的，其中相同的故事只占四分之一。
1967年上海嘉定出土的《明成化唱词话》中有与包公故事有关的八种词话:《包待制出身传》、《包龙图陈州粜米记》、《仁宗认母传》。
以及《包龙图断歪乌盆传》、《包龙图断曹国舅公案》、《张文贵传》、《包龙图断白虎精传》、《师官受妻刘都赛上元十五日看灯传》。
这三部书，从刊刻时间看，《明成化唱词活》最早，《百家公案》次之，《龙图公案》最晚，可能是明末刊本。
从内容方面考察，三书相同的几个故事加以比较，也明是《明成化唱词话》最早，《龙图公案》最晚，因为在演化过程中，情节的漏洞得到弥补。
如刘都赛故事，《明成化唱词话》、《百家公案》里都是刘都赛被赵皇亲强虏进王府后，太白金星化为虫咬坏她的衣服，刘都赛要织匠来补，这才有与经营纺织业的丈夫师官受见面的机会。
《龙图公案》改为刘都赛衣服是被老鼠咬破的，情节更近情理。
这三部有关包公的和唱词话，有几点值得重视:
1、《明成化唱词话》中佣包待制出身传》，《百家公案》的卷首有一篇《包公出身源流》，而《龙图公案》没樱
因为《明成化唱词话》与《百家公案》中关于包公出身的叙述不尽相同，但都是《三侠五义》中包公出身故事的雏型。
《百家公案》、《龙图公案》中大多数是民间刑事案件，反对的是奸夫**，偷强盗，但在《成化唱词话》、《百家公案》、《龙图公案》中都有一部分作品，矛头直指皇亲国戚、恶霸豪绅，具有尖锐的政治内容。
三书都出现了仁宗认母的故事。
据《宋史》记载，宋仁宗生母李宸妃，原来是章献太后刘后的侍儿，她生下的皇子，章献太后认为自己的儿子，让杨淑妃养育，到皇子长大，继承了皇位，就是仁宗皇帝。
可是李妃还身处“先朝嫔御直，“人畏太后亦无敢言者”，“终太后世，仁宗不自知为妃所出也”，到刘后死后，才有人告诉仁宗他的生母是李妃。
“仁宗不视朝累日，下哀痛之诏自责，尊宸妃为皇太后，谥‘庄懿’”。
这是当时朝野轰动的大事，在民间广为流传，人民对李宸妃表示同情，对刘后的专横甚为愤慨。
于是围绕皇子的命运，敷衍出动饶故事。
陈琳、寇承御等忠臣与刘后、郭槐等奸贼展开惊心动魄的斗争，但这个故事与包拯无关。
只有到了《明成化唱词话》中的《仁宗认母传》、《百家公案》第七十四和七十五回、《龙图公案》中的“桑林镇”里才把这个故事与包公断案联系在一起，这样包公断的已不仅是民间的案件，而是皇帝宫廷里争夺继承权的大案了。
包公介入了朝廷内部的忠奸斗争，包公已成为皇家的包公，这是包公形象的重大转变。
4、过去《百家公案》不易见到，论述包公系统故事多只举《龙图公案》。
实际上，两书相比，《百家公案》更有价值。
这不但因为它刊刻年代更早，而且因为《百家公案》中有陈世美抛弃妻子秦氏的故事。
还有狄青、杨文广与包公互相支持的故事，后来《万花楼杨包狄演义》就以此而敷衍成书。
另外还有弹子和尚的故事，与《平妖传》相似;此外包公的衙役里出现了张龙、赵虎，显然对《三侠五义》产生了影响。
这些都为研究包公故事流变和古代之间的相互影响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至于《三侠五义》及其续书的话。
怎么呢，在道光年间着名唱艺人石玉昆是演包公故事的专家。
当时有人把他唱的《龙图公案》记录下来，题作《龙图耳录》，一百甘回，存谢蓝斋抄本，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傅惜华、汪原放校点本。
石玉昆本来是连带唱的，《龙图耳录》只存讲部分，没有唱词，这样就把它改成纯粹的散文话本了。
后来，又有人把它改编成《三侠五义》。
清同治十年1871前，问竹主融一次加以修订，成为一百二十回本的《三侠五义》，又名《忠烈侠义传》。
到了光绪元年1875，入迷道人，即文琳，又把问竹主人修订的稿子作邻二次加工。
光绪五年1879出了活字印本。
光绪十五年1889俞樾改写邻一回，把书名改为《七侠五义》，重加刊印，成为民间最流行的本子。
《三侠五义》前面二十七回左右，主要写包公故事，后面七十多回，主要写侠义故事。
写包公故事部分，包括包公出身、断乌盆案、断仁宗生母李妃案，它集中了元代以来戏曲、中包公故事的精华，并把它定型化，此后，戏曲中的包公故事就没有多少发展了。
《三侠五义》里包公是沿着忠奸斗争的轨道发展的，包公忠臣的形象更加突出。
这表现在:1包公断李妃案演变得更完整，加入了刘后、郭槐勾结狸猫换太子的故事，陈琳、寇珠、余忠为了救护太子，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寇珠撞阶而死，余忠冒名顶替代李妃而死，表现了他们对皇帝的赤胆忠心。
另一方面，刘后、郭槐等人耍尽阴谋诡计，狸猫换太子，逼死寇珠，甚至要害死李妃，表现了奸诈毒辣的性格，成龄型的奸臣。
李妃流落桑林镇，路遇包公，包公为这桩皇家冤案的审理立了大功，他对皇帝的忠心得到突出的表现。
同时需要明，《三侠五义》里的包公为民间百姓伸冤报仇的事少了，斗争的对象也不仅是“权豪势要”，而是影造反”迹象的奸臣。
例如，包公与马朝贤太监叔侄的斗争、与襄阳王的斗争都是因为这些人“常怀不轨之心”，“反迹甚明”，包公是为巩固皇权而斗争，与包公对立的，不仅仅是统治阶级中为非作歹的特权人物，而是一个以篡夺皇位为政治目的的叛乱集团。
因此，《三侠五义》里的包公虽然依靠智慧和实地调查，侦破了一些民间刑事案件如“墨斗杀人案”等。
但是，与变阳王等武装叛乱集团的斗争仅仅靠智慧和“微服察访”是无法解决的，包公、颜查散要依靠一批侠客，靠他们的高超武艺和飞檐走壁的本领，才能搜集罪证，揭露阴谋，平定叛乱。
这突出了包公和全书的忠君思想，使包公的忠臣色彩大大加强。
因为包公是反对图谋叛乱的忠臣，是保卫皇权的擎柱。
他率领的侠客，也被赋予忠臣义士的品格。
例如，包公向皇帝引荐“五鼠”时。把“钻鼠”卢方改称为“盘桅鼠”，把“翻江鼠”蒋平改为“混江鼠”，“恐出‘钻’‘翻江’，有犯圣忌，故此改了，这也是怜才的一番苦心”。
这些侠客见了皇帝也是开口“罪民”，闭口“罪臣”。
他们以被封为“御猫”、作为皇帝的侍卫而感到无比光荣;他们以协助清官、铲除乱臣贼子作为自己的神圣职责。
他们已不是民间“除暴安良”的义侠，而是朝廷的侦探和保镖了。
包公形象虽然也有写得比较生动的一面，但总的来，是偶像化、模式化了。
但豪侠的形象却栩栩如生，有血有肉，这是《三侠五义》艺术上的最大成就，为中国史画廊增添了这一类型的人物形象，对后代武侠具有重大的影响。
正如鲁迅所“至于构设事端，颇伤稚弱，而独于写草野豪杰，辄奕奕有神，间或衬以世态，杂以恢谐，亦每令莽夫分外生色。
值世间方饱于妖异之，脂粉之谈，而此遂以粗豪脱略见长。于部中露头角也。”
可以《三侠五义》是部书体，“绘声状物，甚有平话习气”，保持了平话的特点，在惊险曲折的故事情节中展示人物性格。北侠欧阳春与双侠丁兆兰在刺杀马刚时，性格就完全不同。
丁兆兰年轻气盛，锋芒毕露，高声张扬，还嘲笑欧阳春胆;欧阳春老成持重，考虑周密，不动声色，却在丁兆兰动手之前杀了马刚。
通过对比，欧阳春胆识、武艺显高一筹，令人信服，两饶不同性格，径渭分明，格外醒目。
《三侠五义》不但能在惊险曲折的故事中刻画人物，还能通过富有情趣的市井生活来塑造人物，使富有生活气息，真实可信。在“真名士初交白玉堂，美英雄三试颜查散。”
这一回里，颜查散与化名金相公的白玉堂交上朋友，白玉堂每到一处，故意挥霍颜查散的银子，摆阔气，闹排场，考验颜查散。
通过书童雨墨的眼睛，极有风趣地把白玉堂的豪气、颜查散的质朴、雨墨的机灵都活脱脱地表现出来。
《三侠五义》这一类作品中的人物“大半粗豪”;容易写得性格雷同，而《三侠五义》人物虽影行侠尚义”和“致君泽民”的共性，但又写得个性分明。
白玉堂的心高气傲，锋芒毕露;蒋平心机深细，谨慎而又灵活;展昭谦逊平和，谨慎微;欧阳春深沉老练，直朴豪放;艾虎则粗中有细，活泼可爱;沈中元忍辱负重，随机应变;丁氏双侠，富贵气象，风流倜傥。这中间最成功的要算白玉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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