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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舰长室里，郑耀祖向陈新武汇报他和周延峰到红光船厂联系修船的经过。
陈新武面无表情听完汇报，不但没有对工厂决定派人的事说什么，反而八字眉下垂，严厉地说：“明天的试航一定要把修船遗留的问题全部解决！”
郑耀祖回到机电长室，对胡来福说：“副机电长，我们开个会，把明天试航的工作布置一下吧。”
“好吧。”胡来福说，“我去通知。”
2分钟后，机电部门的五个班长齐聚在机电长室。
“明天的试航可能是我们军舰最后一次试航，我们一定要配合工人把遗留的工程修好。现在我把明天试航的工作布置一下：电工班负责陪同工厂师傅修理锚机和通风机，具体的修理工作由副机电长负责；舱段班抽一个人陪工厂师傅修人力舵。”郑耀祖加重语气，“助修的同志要尊重工人师傅，注意工作方法和方式。”
郑耀祖把目光转向胡来福，问：“副机电长还有什么意见？”
胡来福说：“我们机电部门因为修船的事没有少受舰领导的批评，同志们要加倍努力，积极配合工人师傅，争取把这些工程修好，做个样子给领导看看，我们机电部门不是软包！”
“军舰已经在航，军事训练要抓紧。我们要利用这次试航的机会搞一些训练，舱段班和主机班不当班的人员准备进行破损堵漏训练。”郑耀祖强调，“各位班长都是老兵了，要带好自己班里的战士，保证完成助修和训练任务。我们作为海军军人，一定要有很强的战备观念，要有高度责任感，牢记我们的口号：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坚决完成任务。”
最后，郑耀祖交代周秀树：“舱段班长，你待会儿和操舵班长商量一下人力舵修理的事。”
为了军舰修船工程的事，郑耀祖不止一次受到副舰长陈新武的严厉批评。
“副长这样批评我们不公平！我们干的活还少吗？副长又不是没有看见，凭什么老批评我们机电部门！”对副长为修船问题点名批评机电部门的事，胡来福不服气，“一个夏天，我们身上的衣服就没有干过！”
胡来福说的是实情。
中国南方地区温差小，四季不分明，普遍的说法是广州一年只有夏、秋两个季节。广州夏季时间长气温高湿度大，“不动一身汗，动一下湿透衣衫。”在夏季修船最紧张的日子里，机电部门人员一天要冲5、6次的冷水澡，还是满身的汗臭味，有时累的饭都吃不下，只能喝点稀饭。
对于陈新武的批评，郑耀祖认为不需要辩解。机电部门负责的厂修项目占到了全舰修理工程的百分之六七十，修船工作拖成这个样子，严重影响了全舰的工作进度；部队长期在陆地营房生活，本来就难管理，那些精力过剩的战士又时不时出点洋相，也让副长和部门干部疲于应付。副长整天心里窝着一团火，不找机电部门找谁？
“修船拖了这么长时间，副长的压力也很大，他要骂人就让他骂吧。”郑耀祖排解道，“我们只要问心无愧就可以了。”
其实郑耀祖也是很为难的：工厂把工人派出来了，可是工人到了军舰上不干活，除了向工厂车间领导催促外，又有什么办法？你总不能拿着枪逼着工人干活吧，再说了，有些年轻的工人技术很差，简直就干不了活。
对这件事，周延峰特别佩服郑耀祖：郑耀祖对修船工作可以说尽心尽力，受批评确实挺冤的。郑耀祖外表上有点柔弱，但是面对问题，不逃避，不退缩，敢于担当，敢于承担责任。虽然遭受不公平的待遇，却能从大局出发，勇于承受压力，内心非常坚强，承受如此大的压力，需要的不只是勇气，而且还要有智慧。郑耀祖是个真正的男子汉。
散会后，郑耀祖又和胡来福研究了一些部门的工作，忽然觉得闷得慌，就走出船舱，到码头转转，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
郑耀祖一上码头，就瞥见一个笔直的身影立在码头边，越过江面，两眼直瞪瞪地注视江对面的港务局装卸码头。
郑耀祖轻手轻脚走过去，轻轻拍了一下他的肩头。
周延峰猛回过头，看是郑耀祖，勉强露出一点笑容。
周延峰出身军人家庭，从小受父辈们的教育和影响，耳濡目染，军人的果敢坚毅，积极进取的精神深深地根植于他的性格之中，接受高等教育又使他增添了理性的思考。
周延峰1米78的身材，方脸浓眉，鼻直口方，给人一种坚毅的感觉，他粗黑的眉毛下那对炯炯有神的眼睛，看起人来单刀直入，严厉的表情和目光，底气十足的声音，让人不敢分辨。
周延峰深知一个指挥员的行为举止对部队有着直接的影响，因此特别注重军人仪表：平时举止规范，走路是标准的齐步，无论是站是坐，都是腰板笔直，在下级面前不苟言笑。即使是休息日的非值勤时间，也是着装整齐。在战士的眼里，周延峰是一个声音洪亮，精力充沛，从来不知道疲倦的人。
周延峰认为，纪律是军队的生命，军人就是要不折不扣地遵守纪律。军队不承认个人的独立性，军人的所有活动，都必须是在纪律所允许的范围内。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军队的纪律和条令，就是规和矩。而这些规矩，就是把一个老百姓约束成一个军人的法宝。军舰上的规矩更加具体，从舰员的行动规则，到各种部署的职责，都规定的一清二楚，只要切实遵守纪律，按部署表的要求去做，同时加强实战训练，部队就能有很强的战斗力。正因为周延峰抓纪律制度抓得严，枪炮部门的各项工作井井有条。
周延峰管理部队严格，有时对战士的要求近乎苛刻，因此李伦嘉戏称他是“恶人”。周延峰对这个称谓并不介意：“只要枪炮部门能形成坚强的战斗力，能打胜战，做恶人也没有什么不好。”
在郑耀祖的眼里，周延峰是一个非常干练的干部，体魄健壮，性格刚毅，作风雷厉风行，是个什么都难不倒的硬汉，而现在给人的感觉是心事重重。
郑耀祖审视周延峰，说：“老周，你有心事？”
郑耀祖猜测他是为危宾声离舰而伤感，劝解道：“枪炮长离开我们舰，也不是我们能决定的，不是说人生聚散无常吗，何必呢，看开一些就是了。”
周延峰欲言又止。
“老周，你的那位出事了？”郑耀祖关切地说，“你们不是经常鸿雁传书，感情笃深吗，是不是‘情到深处愁自重’？”
“真惨啊，一个医科大学的毕业生，到贵州一个改造劳改犯的矿山去当一名学校教师。”周延峰心中的郁闷爆发出来，“老郑，你是没有去过那里，那地方才是真正的天涯海角。从火车站到县城要坐五个小时的汽车，县城到矿山根本就不通汽车。从矿山去一趟县城简直比广州去北京还难。那鬼地方，吃的更不用说了，一年只有国庆和春节才供应几两肉。”
郑耀祖猜测周延峰的内心深处可能有什么伤痕。
为了缓解周延峰的苦闷，郑耀祖拉着周延峰沿码头边散步，笑着说：“你们是怎么认识的？能不能透露一点？”
周延峰说了下面这一段往事。
“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掀起了全国夺权的浪潮。黑龙江省也跟着夺权成立了“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新政权成立后，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在许多问题上，省革委会和哈军工革委会产生了矛盾，并逐渐公开化和表面化了。现在想起来，可能是学生比较单纯和理想化，那些当权者当然有自己的利益考虑，手段老奸巨滑。省革委会决定扫除障碍。68年夏天，省革委会派了大批工人进占了哈军工的革委会办公楼，以‘工人宣传队’的名义对哈军工实行‘工管’。当时学校革委会是学生掌权的，为了避免学生和工人发生正面冲突产生严重后果，就主动撤出了办公楼，所以校园里面倒是很安静的。但是这件事在社会上反响很大，哈尔滨有不少学校和工厂组织示威游行，声援哈军工革委会，你可能知道，哈军工当时在黑龙江省可以说是文革的一面旗帜。
“就在工人‘工管’学校的第三天早晨，忽然有人到宿舍楼通知，说是哈尔滨师范学院和哈尔滨医科大学的学生到学院门口声援，抗议省革命委员会‘工管’哈军工，推翻合法的‘三结合’革命委员会。省革委会已经出动‘战备队’，要对示威学生进行镇压。
“‘战备队’是省革委会组织的一支突击力量，是从哈尔滨几个大工厂抽调年轻力壮的中青年工人组成的。他们头戴柳条安全帽，手提大棒子，每队20人，分乘从东欧一个国家进口的12吨柴油大卡车。据说进口这种速度快，载重量大的卡车是为了战备，人们都管这些车叫‘战备车’，顺理成章称这些人为‘战备队’。
“在校的学生听到这个消息，纷纷从宿舍楼和教学楼里涌出来，向学校大门口跑去，一边跑，一边自动组成一个个方阵，方阵的前面是大个子男生，中间是女生。当我们跑步到达学院大门口时，‘战备队’已经把前来声援的学生队伍冲散了。文弱学生当然不是那些如狼似虎‘战备队’的对手。学生们四散奔走，‘战备队’则穷追不舍，有几百名学生被围在卡车的周围，战备队员正凶神恶煞把他们往车上推，有的还抡起大棒打学生。被围住的多数是女生，她们尖利的喊叫声划破夏天早晨清新的空气。
“哈军工的第一方阵是由几十个大个子开路。他们一声呐喊，向人海中冲了过去，很快把‘战备队’和学生隔开。我看到四五个人高马大的战备队员正抓住几个女生的胳膊要往车子上推，就和几个同学冲过去，推开工人，拉了女生就往外冲。当时确实什么也不顾了，我拉住一个姑娘顺着人流往外猛跑，跑到一片小树林里，回头看看没有人追来才停了下来。这时我才意识到把姑娘的手攥得太紧了，不好意思地松开手。”